罗必良，男，1962年出生 ，987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6年成为当时全国农经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现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罗必良在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制度经济及农村经济组织等领域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先后主持各类科研课题共计50余项，获得各种科研成果奖励40余项，出版专（合）著20部，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1994年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授予“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称号，1995年被选为广东省思想理论战线“十百千工程”省级学科带头人，2003年增选为国家级学科带头人。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第五届“广州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0年获第七届中国农学会青年科技奖（青年农业科技届最高奖），2001年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第三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

从乡村走来

罗必良1962年冬出生在湖北江汉平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因为那时小学“带帽”，他从小学到高中一年级都是在本村小学度过。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父母，下决心要使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用他父亲的话说，罗家一定要想办法出一个“吃粮票”的。这样父亲就托关系将儿子临时插班在县一中读书，当时与校方说好，成绩好就留下，否则就回家。很长一段时间，罗必良在班上是一个黑户口，学校的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一学期下来，罗必良从来没有机会被老师点名发言。可是，就在学期结束模拟考试中，罗必良考了个全年级第二，物理成绩还是全荆州地区第二名，这样罗必良的名字正式上了班级花名册。这也给了当时只奢望读中专的罗必良以信心，他暗下决心，全力以赴，考上大学。1980年，他终于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进入了华中农业大学农经系，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段经历显然给了罗必良很深的影响，在交谈中，他经常不知不觉地将话题引回到他的中学时代。他说，这个时期的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并且始终伴随着他。在近40年的生活中，这段时光是他最辛苦的日子。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只是春节的时候，回家过三天，其它时间包括寒暑假都是在学校过的。那个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觉又特别多，早上起得早，中午不敢在宿舍睡觉，怕睡着了醒不了，所以中午睡觉都趴在别的同学课桌上睡，这样上课时这个位置的同学就会把他叫醒。正是用这种方法，进县中学后，一年读了三年的书。“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20年后，早已成为教授的罗必良总结说。“一个人，没有天生就行的，也没有天生就不行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付出，只要舍得付出，就一定能实现你的目标。”罗必良特别重视中学时代留给他的这一宝贵财富。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的话，这是我最珍贵的经验。”

十年磨一剑

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罗必良认识了同在农经系读书的研究生，他的心中有了新的目标：要和他们一样，大学毕业做研究生，读更多的书，做大学问，为家乡人民争光。在这之前，罗必良的爱好是广泛的，笛子、口琴、二胡他都有一手，在家乡还小有名气。现在这些统统都放弃了，一门心思读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还有那时刚刚兴起的系统论、控制论、生态学等，涉猎广泛。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罗必良最终将目光停留在生态经济学上。当时，全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生专业招生，他想，这是一门新兴学科，一定会得到重视的，就开始集中精力做准备。1984年罗必良毕业时，果然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学专业招收研究生，他就投到了西南农业大学著名教授叶谦吉门下，开始了生态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攻读。

研究生生活使罗必良有机会接触更多、更广泛的理论和学派。八十年代中后期又是一个新思想、新思潮涌现、交流、碰撞的时期，好学的罗必良如饥似渴地往书店跑、在图书馆泡，什么未来学派、生态技术思潮等等，他无不借鉴、吸收。研究生三年，他不仅书读了一大堆，而且有10余篇专业论文在杂志发表，这使年轻的罗必良在我国农经界崭露头角。

1987年，罗必良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离北京100多公里的河北廊坊，在农业部所属的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任教。这里风沙大，冬季寒冷漫长，天天吃面食，长期生活在南方的罗必良对此十分不习惯。更不适应的是这里信息闭塞，没有同行交流，这对一心想做学问的他无疑是个新的考验。和他一起分配来的毕业生，多数都心灰意冷，用喝酒、打牌来消磨时间。可对罗必良来说，这也是一个天赐良机，他有更多的时间自由支配，不受干扰的读书，写文章。他的第一部专著《从贫困走向富饶》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一年，他刚刚29岁。也就是从这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大量专著、论文问世。一个功底深厚、才思敏捷、厚积薄发的年青学者罗必良开始驰骋在我国农经界。

“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磨一剑。我从84年读研究生开始立志做学问，到94年成果大量出现，整整作了十年的准备，十年寒窗。现在有的人，想做学问，又耐不得寂寞，急功近利，须知做学问不是做生意，可以一日暴富。”面对一些关于罗必良近几年成果出得多，成了拿奖专业户的戏言，罗必良这样冷静回答。我在采访罗必良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导师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敬业精神和做学问的态度，只要老师没有出差在外，每天必定在堆满书籍和资料的办公室里，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整栋办公楼，他办公室的灯光最后熄灭。

在采访中，不少认识罗必良的人都认为他很“牛”，说他的书一本本的出，文章一篇篇的发，演讲报告到处做，培养的学生也在拿奖。从上面的叙述中，不知能否给你一点启发，一个人要有一点“牛”劲，不是那么容易的，他需要吃多少“草”才能做到啊！

热土的呼唤

罗必良研究的领域虽然广泛，但是，我们看到农村、农业和农民始终在罗必良的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从下面他有影响的专著可见一斑：《从贫困走向富饶》（1991年），《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调整与变革》（1993年），《农业、农村、农民——思考与选择》（1997年），《跨世纪的广东农业》（1999年），《市场化进程中的组织制度创新——“布吉模式”的创新价值及其对中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启示》（1999年），《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应用研究》（2000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趋势、机理与对策》（2000年），《走向生态化经营》（2001年），《农业产业组织：演进、比较与创新》（2002），《农村经济组织的的创新与绩效》（2003），《新世纪的抉择——广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2003）。为什么他这样热衷于农村问题呢？罗必良这样回答：“农村这块土地始终是我心中解不开的结，似乎有一种声音在呼唤我，使我一刻也离不开对它的思考”。

生活就是这样难以捉摸，17岁的罗必良上大学的直接目的就是跳出“农门”，混一口城市饭吃。而4年以后，从他读研究生开始，就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农门”，这种热情一直不减，而且与日俱增。罗必良说，恐怕这辈子都要与“农门”打交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罗必良在1994年广东省首届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领奖大会上作的名为《使命·信念·追求》发言中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因而我从不放弃我的启蒙专业农业经济学，我总在奢望以自己的方式为农民做点什么；我知道中国还不富裕，因而我总想在发展经济学那里寻找到什么启示；我深深懂得中国在生态上也不富有，因而我总想通过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找到一条持续发展之路；当我认识到制度问题对经济发展关键性影响之后，我总想从制度经济学那里找到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农村改革的有用思路。”仅仅用他是农民的儿子、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液来说明罗必良的人生追求是不够的。他看到了农村的落后，看到了农业发展的困难，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立志要为农村的发展贡献力量，并为此倾注全部的热情和智慧，乐此不疲。这样，我们就见到他的一本本专著、一篇篇论文、一个个演讲。罗必良动情的告诉我：“我40岁不到，按一般人的说法，什么名呀、利呀，该有的都有了。我的学生也劝我，他们说，罗老师，中国社会科学界又不评院士，你还那么拼命干什么，他们哪里知道我对这片热土的感情，我是多么热爱生我、育我的这块土地。我是有了很多，可是，农民得到的还太少。每每想到农民的艰辛，常常使我凄然泪下。我们不应该用学到的知识回报这块土地吗？”这就是青年学者罗必良的心声！

正是缘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爱与责任，罗必良坚实而有力地不断攀登，我们不仅在大学书斋里看到他，在省政府智囊团里看到他，而且在乡镇办公室里、在田头地间里也常常看到他。他要为之奋斗的事业越来越多，他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宋朝大知识分子朱熹有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不同的是，罗必良的思想源头不仅在书本，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紧密地关注改革的中国，深深地热爱这块热土，就使源头有了活水，思想永不枯竭，理论不断创新。

院长的份量

2003年初，罗必良走上了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岗位，主管起学院的全面工作，主持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已看到他的新的付出或者是新的成绩：负责组织了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申报并得到批准，另外协助企业管理和国际贸易学两个硕士点的申报亦得到批准；负责组织了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三个自设博士点的申报亦获批准；协助组织申报“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获得批准；协调组织申报广东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并获得批准；负责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圆满召开。不要看轻上述“获得批准”4个字，哪一项工作都不轻松。就拿组织申报“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来说，要使我校的 “广东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申报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得到专家的认可，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这里不仅是材料的汇报问题，关键是学术队伍的组织和科学研究的开展，没有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没有领先和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要取得申报成功是不可能的。

罗必良在重点抓好关系学院发展的大事外，还推动开展了下列工作：修改研究生管理办法；研究生入学试题库建设；改革研究生培养计划，规范研究生课程；成立了学科建设办公室，启动学科建设的规划与管理；倡导在本院学生开展“三心”（爱心、信心与责任心）教育；对中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进行调研；支持新专业设置、名牌专业与精品课程建设、本科优教评估等工作。“三心”教育活动我们也要在这里多书一笔，我们都知道，最近高校围绕诚信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开展了不少活动，经济管理学院独出心裁，不是一般地搞诚信教育，而是开展了以爱心、信心与责任心为主要内容地活动，这在我们学校也具有独创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罗必良以专家的身份在全院学生中作报告，与同学们对话，不仅经济管理学院的同学们积极参加，还吸引了其他学院的同学参与。

在谈到做院长的体会时，罗必良深有感触地说：“干院长真累，这不是说自己有多么辛苦，而是说为老师们做点事情不容易。”罗必良认为，现在看起来学院发展很红火，学科上得很快，招生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不少，但是，这里面问题还不少，甚至潜伏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多多。”罗必良忧心忡忡搬着指头说：教师数量明显不够，大家都是超负荷运转；教学科研质量也要提高，统计起来，文章成果大多集中在那么几个教师身上；现在竞争激烈，学校的条件有限，高水平的教师引进难，所以我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保证学院的长远发展，而最重要的就是师资队伍建设。尽管罗必良清楚地知道，自己最合适地是做学问，但是，既然担任了院长一职，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而是认为：“一支独放不是春”，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营造一个使青年教师尽快成长的的氛围，产生一种凝聚力，带动一大批人进行科研工作，使百花齐放。班子中的同事也认为，罗必良主管学院工作以来，最操心的也是怎么使教师安居乐业，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罗必良一心扑在工作上，但是，科研成果仍然不断，不减高产研究专家的本色。我们看到，仅2003年，在罗必良的研究成果拦里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包括新立项的主持课题有5项，总经费61.7万元。这里有：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国家重点学科农业经济管理标志性成果研究项目“农业公共资源的管制放松及其产权市场化的运行机制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公共自由开发的产权管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层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广东省委宣传思想战线“十百千工程”优秀人才培养项目“经济组织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重大项目“体制转型中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市场发育——基于广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另外，还发表学术论文共29篇（独立或第一作者25篇），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10篇。获奖成果3项：专著《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获第3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人民公社失败的制度经济学解理》获2003年度“中国农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提案报告《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议》获广东省政协2003年“优秀提案奖”。

在我们结束这篇采访稿时，我们又得到消息：2004年9月由人事部、教育部等组织的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名单公布，全国有819名专家入选，其中广东省14名，罗必良名列其中。面对成功、荣誉和掌声，罗必良平静如故。他认为，自己做的只是一个学者应该做的，还应该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