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权,1978年华南农业大学农学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和1991年在华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毕业，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1995年，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基因组作图实验室（GML）任项目科学家。张桂权长期从事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专长于水稻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有：水稻杂种不育性的遗传基础研究和籼粳亚种间育种；水稻的基因组学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九五”以来主持和参加国家级重大研究计划资助的课题有：国家“863”计划资助课题2项，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和产业化专项资助课题1项，国家“973”计划资助课题1项。此外，还承担了部、省级的科研课题多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 2个水稻新品种通过了省级审定，并已大面积推广。2004年，“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定位和粳型亲籼系的选育”项目，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7年被农业部评为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8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获广东省第五届“丁颖科技奖”， 2001年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1997年，全国超级稻品种示范试验在福建漳州展开了激烈的竞赛。搞育种的人都知道，全国超级稻品种示范试验，就相当于比武打擂台，来自全国的各个参试单位都会选出最好的品种在这里展示。一个名叫“华粳籼74”的水稻品种以最高产量一举夺魁，名列榜首。同年，“华粳籼74”在广东省的区试中也获得了第一名。1998年，“华粳籼74”在云南永胜县涛源乡这个边远贫困而又具有高产潜力的地方，进行产量测试，获得了亩产1061公斤的高产水平，证实了“华粳籼74”是既优质又高产的水稻新品种。“华粳籼74”犹如一颗璀璨新星在中国的水稻遗传育种领域闪闪发光。而选育 “华粳籼74”的第一完成人，正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桂权。

采访张桂权，很不容易。他很忙，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约了几次，终于在约定采访地点见到了他。身材魁梧的张桂权面颊黑红，透着敦厚与坚毅，气宇轩昂的眉宇间显示出一位农业科学家的特有气质，广东味道的普通话沉静而舒缓，平添了几分儒雅之气。

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不怕吃苦，从小干农活，对农村、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我今天做教学科研的基础和动力。”

张桂权，广东省高要县人，生于1957年。当他降生到人间时，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般的绚烂。那是一个充满饥荒的年代，生存成了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家境贫寒的他，似乎注定了没有童年的欢乐。从懂事起，他就开始放牛，帮母亲编草席，然后拿到镇上去卖几个钱。再大一些后，开始给做木匠的父亲打下手，下地干农活。也许从那个时候起，便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出生在那个不幸年代的张桂权却是幸运的。父亲虽是一个木匠，思想却比较开明，自从有了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后，饱偿没有文化之苦的父亲，发誓要让他们都念上书，出息成才。父亲常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他们：即使是做木工，也是文化越高，做出来的家具就越漂亮。父亲的话，张桂权一直铭记着。但父亲的愿望到底未能实现，最终完成学业的，只有排行老五的他——张桂权。为了他，父母亲和哥哥姐姐都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小学毕业后，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坚持让他上了初中。中学在很远的镇上，上中学要寄宿，所需开销无异于给家里雪上加霜。然而，为了张桂权能顺利完成学业，这个贫困的家庭硬是撑了下来。张桂权在学校里“贪婪”地汲取知识的养分，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话，也没有辜负父母兄弟姐妹的期望，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

1973年，16岁的张桂权高中毕业，在那个年月，除了回家务农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长得又高又瘦的少年，开始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承担起生活的重负。为了多挣点钱，他与同村人一起，去十公里外的西江码头当了一名搬运工。两百多斤一包的大米扛在背上，连成人都有点吃不消，更何况还要走在十几米长的独木桥，但他硬挺了过来，而让同伴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干完一天又脏又累的重体力活后，别人都是倒头便睡，而他却摸出书来，挑灯夜读。

两年后，幸运之神降临到他的头上。作为村里少有的几个读书人，他被选送到远在省城的广东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上大学。通知来的那天，他正在另一个镇里参加社教，乡亲们告诉他：“桂权，你被推荐上大学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真的能上大学了？我终于能上大学了！”，要知道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啊！最高兴的要数他父亲，在乡亲们面前，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骄傲。父亲把他送到车站，临别时拉着他的手千叮万嘱：到了那里，好好学习。

进入大学，他被分到农学系学习作物遗传育种专业。那时，正处于“文革”后期，那是一个理性眩晕的岁月，所谓“批判教育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席卷了大学校园的每一寸土地。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扰得校园、课堂永无宁日。这给满腔热情渴求知识的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没多久，张桂权和同学们一道，全体下了农场，半工半读。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学习环境下，张桂权想尽一切办法获得知识。那时，很难得到专业书，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援外培训班里有不少专业书。于是他和同学一道，冒着巨大的风险，用写大字报的纸偷刻印制专业书。也许当时他们还不清楚所冒的风险：万一被人发现，轻者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重则就此断送学业。所幸的是，他们躲过了劫难。更幸运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年代很快就结束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可以圆梦了。

为农民、为社会做点事情

 “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水稻育种，为农民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是我的不懈追求。基础研究是一座桥，通过它把实验室和田间这两端联接起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驱使我迎难而上。”

1978年，张桂权大学毕业。当时，教育战线百废待兴，又正值全国恢复高考，荒芜已久的高校急需一批能担当教学重任的一线教师。张桂权以其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开始了从事高校教学科研的生涯。

1979年，张桂权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水稻遗传研究专家卢永根教授。1987年，他第二次师从卢永根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水稻细胞遗传学研究。

水稻是我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水稻产量的提高，对于解决我国乃至全球的粮食供给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单产数量高指数是无穷尽的，土地资源的不断减少，人口的急剧增加，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美国人布朗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而现实中品质与产量之间有差距。品质好、产量可能低；怎么在高产条件下达到优质？另外，又怎么达到少用化肥、农药，对环境没有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张桂权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提高水稻产量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培育杂交水稻利用杂种优势。而水稻是一种自花授粉作物，如何使水稻的雄性败育，是实现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关键所在。

1973年，我国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协作组，利用他们发现的野生稻的雄性败育株培育出杂交水稻，实现了水稻杂种优势的利用。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存在雄性不育？是什么基因在发挥作用？这些基因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尚不清楚，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际应用。于是，水稻细胞质雄性不育性遗传基础的研究，成为国际水稻界关注的重大课题。

刚刚跨入水稻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张桂权，在导师的指导下，知难而上，毅然选择了这一世界前沿课题作为主攻方向。

做水稻研究，遗传大多是搞基础研究，育种大多是应用范畴。张桂权说：“在我的水稻细胞遗传的研究中，很多与育种相关，主要是为育种服务的，我有一种强烈的参与育种的渴望。基础理论运用于育种，可以更快地培育出好品种。”

这是一项极有挑战的工作，这不仅要求研究者要有基础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的人做不了，有的人曾尝试做了也没有成功。搞农业研究的，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一气呵成的，在国内还是极为少见。然而，一颗强烈的为农民、为社会做出点事的责任心让张桂权毅然接受了这一挑战，踏上了一条从实验室走向田间的研究道路，开始了不懈的跋涉。

张桂权将大部分室内研究工作交给研究生，而对于最艰苦的田间工作，自己要亲自负责。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室外，要下田，要下乡。十几年来，他的脚步走遍了从广东最西的徐闻到最东的汕头，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县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正如他所说“田间工作比实验室更困难，我要亲自去做才放心。有人认为我是自讨苦吃，但我不这么认为，实践很重要，特别是选种，别人是不能包办代替的。”

1995年底，张桂权从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回国。1996年至1999年，连续四年在云南省永胜做田间实验。

永胜县地处偏远的金沙江畔河谷，环境十分艰苦，那里距离昆明500公里，小镇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小道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一座座土砖建起的简陋小屋，七零八落地分布在山道。那里没有搞科研所必需的设施，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当实验室，更不要说都市的现代文明了。到乡镇府吃饭，桌上放着一个装粗菜的大盆，三两米饭不够吃，一顿至少要吃六两。张桂权调侃道：“好像又回到了困难时期。”

四年，张桂权硬是坚持下来了，每次送材料或收获季节，一蹲就是半月、20天，而且一干就是四年。白天他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田里观察水稻生长情况，收集数据，跟当地农民交流；晚上就在昏黄的灯光下整理数据，写珍贵的实验报告。“华粳籼74”这一优质高产的新品种，就是在这里创造出来的奇迹！

“搞农业非常艰苦，必须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因为，我们从事的行业面对的是农民，是和农民息息相关的。”这是张桂权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也许正是这种踏踏实实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让张桂权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艰苦，耐得住性子。冬去春来，年复一年。

工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对杂交水稻的野性拜雄性不育系和恢复系的广泛利用长期研究，张桂权终于培育出一套可以鉴定水稻恢复基因的近等基因系，并鉴定出两对恢复基因。他们对这两个基因所作的命名，已得到了国际水稻金银命名委员会的采纳。

1994年起，张桂权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以这套近等基因系为材料，利用高新技术，开展对这两个恢复基因的分子标记和定位研究，已完成了其中一个基因的定位。该项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重视，国际水稻研究所以及日本和国内的一些研究单位，已向他提出合作克隆这个基因的请求。

1996年，他主持的“水稻野败型细胞质雄性不育近等基因系的建立和基因鉴定”研究，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甲类）。张桂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水稻研究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籼粳亚种间杂交，通常存在杂种不育性，妨碍了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的利用。而利用亚种间的杂种优势，培育高产优质的水稻新品种，是水稻育种专家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这两个亚种具有各自的优点，彼此互补性很强，相互杂交可以产生很强的杂种优势。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弄清水稻杂种不育性及亲和性的遗传基础。这个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将为水稻育种打开广阔的空间。80年代中期，国际流传着一种“广亲和基因”的理论，许多国家的水稻育种专家，包括国内的不少水稻育种家，都依照这一理论来开展水稻亚种间育种的研究。

张桂权和导师卢永根教授，认真分析了前人有关籼粳亚种间杂种不育性的研究后指出，“广亲和基因”理论，在控制栽培稻籼粳亚种间杂种不育性的基因数量，以及栽培稻不育性的表现形式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他们通过对水稻杂种不育性及亲和性的遗传基础作系统的研究后，提出了“特异亲和基因”的理论体系。根据这个理论体系提出了通过培育和利用“粳型亲籼系”，克服籼粳亚种间杂种不育性的设想。

这个设想的提出，为籼粳亚种间育种开辟了新的途径。根据这个设想，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育成了“粳型亲籼系”，验证了“特异亲和基因”理论体系，对克服籼粳亚种间杂种不育性的指导作用，这些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1996年，张桂权主持的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提出的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863”高科技研究计划。2004年，“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定位和粳型亲籼系的选育”项目，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首先是合格的农民，而后是合格的农业科学家

 “干好你的科研，必须要有兴趣，对研究对象有感情，有全身心的投入。特别是从事农业科学，要能吃苦，要有农业生产的基本经验与技能。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首先是合格的农民，而后是合格的农业科学家。”

如果人生是一部剧，那么张桂权就选择了自己最热爱的舞台，也扮演了最成功的舞台角色。他曾经说过：“选择搞水稻研究也许是自身经历决定的。从小我就在农村做农活，能吃苦，愿意吃苦，对水稻有特殊的感情。”他全身心投入到水稻研究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搞水稻研究的同时，张桂权也扮演了另一个成功的角色—－一位诲人不倦的大学教师。

张桂权1983年大学毕业，1984年从导师卢永根教授手里接过“细胞遗传学”的课程，开始给研究生上课，成为华南农业大学最年轻的主讲教师。很多学生都比他年长。这门研究生课程一上就是九年，一直上到1992年。

1995年张桂权从菲律宾搞科研回来，1996年开出一门新课“植物基因组作图原理和方法”，这在当时是生命科学发展中最前沿的成果，后来改为“基因组学”。“基因组学”是当今学科发展的最前沿。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张桂权往往要看很多资料。他常常说;“作为一个老师，应该自己多花点时间精力，付出更多的代价，让学生得到最新最前卫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眼光。花时间精力去收集，去消化资料，既是科研需要，也是教学需要。宁愿自己辛苦点也让学生有些了解。”

张桂权的课以研究生为主。他的授课内容往往是紧密结合科研，把当前国内外研究的进展、研究过程中科学方法传授给学生，课程内容既充实又丰富，课堂气氛相当活跃。他一直坚持着“科研是一个点，教学是一个领域，教学必然对研究会有帮助。作为一个教师，只有把教学科研结合到一起，才会教得更好”这一教学理念。

在研究生们眼里，这位年轻导师是严厉的。就连张桂权的妻子也说：“他对学生的缺点敢于指出来教训，决不留情面，不袒护，但在处理上却很宽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导师卢院士的影响，因为卢院士对他的要求很高很严格。”

研究生们进校后，张桂权要求他们尽早开课题，不仅上课，还要下田实践。“学生一定要下田，不愿下田干活的不要来上我的课。自己所用的材料靠自己种植、管理、观察。该做的事没做好，很可能毕不了业。”

水稻研究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错过了季节，研究进展至少晚半年，一个细节没做好，就会浪费1－2年。由于这个特点，张桂权对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进行严格检查督促、落实。平时，经常召集学子开会，促进相互间交流，耐心地指导，有什么目标、下一步怎么做，安排非常具体。.他要求学生不仅完成课题，更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思考、提问、总结、归纳能力，逐步具备优秀科研工作者所必需的科学素养和知识技能。

如果说在科研上张桂权对学生是严厉的，那么，在生活上张桂权就是学生们的益友，他对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情绪的变化，了如指掌。

“学生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单独找他们谈，包括婚姻恋爱，我都会关注，如果这些方面处理不好，对学生也会有影响。学生年龄不一，性情不一。年轻的学生比较活跃，接受能力强、理解能力也强，但考虑事情较单纯、幼稚、偏激；年龄大点的学生，社会经验丰富，学习目的明确，动手能力也强。对新知识接受能力差点。这就要根据学生的经历及性格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

张桂权就是这样，待学子如兄长，如父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和张桂权的几个研究生聊天，说起他们的导师，个个神情激动，一脸的幸福和自豪。他们是打心眼里佩服和感动。有位研究生还说，光看导师的科研，你会感觉他的单调，一旦你走进他的世界，举手投足间，可以感受他那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精神世界。

三十年的辛勤耕耘，收获了事业的成功。1992年，张桂权破格晋升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1997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并被农业部评为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8年，入选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更令他高兴的是，1999年1月他获得了以他师爷丁颖教授名字设立的广东省丁颖科技奖；随后，2000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一个个奖项，一个个光环，一个个荣誉向这位年轻的教授走来，然而，张桂权却把这些看得很淡很淡。在他眼里，张桂权还是张桂权。在课堂上，是一位教师；在实验室里，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在田间地头，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智慧、才华、心血、汗水，只要能换来那淡淡的稻花香，足矣！

这就是今日之张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