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朝安，男，广东汕头人，1944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任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部禽病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1982年至今，在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工作，先后担任过副院长、院长、省政协委员。1990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业推广先进个人”，1991年获广东省第二届丁颖科技奖，同年被评为农业部“全国农业优秀留学回国人员”，1992年获农业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获“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广东省高校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和“广州市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等称号，2004年获“全省抗击高致病性禽流感先进个人”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一）

用辛朝安教授自己的话说，自己来自农村，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华农读研究生，在农业大学教书，做农的学问，搞农业科技，一整个正正宗宗的华农“土特产”。1944年，辛朝安出生在汕头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经济困难、兄弟姐妹众多，自小就过着贫苦日子。也许是贫困使他早熟懂事，童年的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主动参加生产劳动，以分担父母的生活压力，为此邻里们对他称赞不已。岁月的沧桑不但没有挫败他的鸿鹄之志，反而成为他不断上进、努力拼搏的动力。1964年参加高考时，辛朝安选择了佛山兽医专科学校。对于这个“愚蠢”的选择，曾在家里、在村里引起过疑问。但在辛朝安看来，能驰骋草原牧场，救治伤病马匹，为视家禽家畜为己命的农民排忧解难，是值得自己用一生去追求的理想目标。几年的大学时光，除了吃饭睡觉，他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泡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堪称“啃书虫”。

1968年，辛朝安从佛山兽医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潼湖0520部队军垦农场锻炼。当时的军垦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劳动十分紧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1970年底，在部队完成锻炼后，他即被分配到海南省乐东县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与黎族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辛朝安在劳动中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与疾苦，与当地劳动人民建立了纯朴、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边工边读边思考的习惯。他一直在思考如何使农民脱贫致富，如何利用技术为农村摘掉贫穷的帽子，如何为社会进步和祖国富强尽自己的微薄之力。1971年底开始，他在海南省乐东县食品公司鸡场任技术员，一干就是7年多。在这近十年间，他深深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加深了对社会底层的认识，深切感受到中国农村畜牧业的现状。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农民就像一匹拉车的马，横竖不说一句话。”

那时发生在海南农村的一件小事深深地触动了辛朝安的心灵。那是1971年的一个夏天，参加下乡工作队的辛朝安在一个农民家里吃饭，村里一户农民的一头大猪误食别人投放的老鼠药，200多斤的大肥猪口吐白沫，四肢痉挛，眼看就要不行了。那时的农村，全家一年的现金收入就指望这头猪了，眼看着“命根子”就这样死去，束手无策的老乡老泪横流，绝望中他想到了插队住在村里的兽医辛朝安，便向他求助。辛朝安根据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判断是中毒症状，立刻到当地卫生院买了硫酸阿托品回来给猪注射，半小时后，猪的状态逐渐恢复正常，就这样一针阿托品拯救了一个家庭！那位老乡把辛朝安当作菩萨救世主，对他千恩万谢。这件事对辛朝安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深深地意识到：掌握必要的兽医知识对发展农村畜牧业是何等的重要！兽医在农村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兽医行业是个大有作为的行业。70年代初，由于当地交通通讯不发达，兽医技术信息资源匮乏，辛朝安自己有时碰到技术难题也苦于无资料可查。1977年，辛朝安来到海南黎族自治州农学院任教，农学院的资料相对较多，对他把积累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中，辛朝安仍然会碰到一些技术难题，书上没有完整或确切的答案，且当时书中理论大多过时，不适用于生产实际，有待进一步验证。那时的他深感自身知识储备有限，从而产生了继续深造的强烈愿望。1979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幸运地成为我国著名禽病学家邝荣禄教授的弟子。

“路愈泥泞心愈盛，山林绝顶我为峰。”一向以“严谨、严格、严厉”著称的邝荣禄教授对辛朝安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几近苛求。时年35岁的辛朝安，记忆力比不上年轻人，记忆超长超难的专业英语词汇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邝荣禄教授要求自己的研究生默写英语单词，翻译英文材料，并且逐字逐句地帮他们认真修改，对弟子立下了“治学态度要科学严谨，不准弄虚作假”的“学术规则”。导师的教诲使辛朝安一开始就树立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明确了科学研究的方向，找到了科研入门的钥匙。

1982年，辛朝安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经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他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得到充分结合，并且能做到融会贯通。满怀希冀的他，用知识与实践这两支浆荡起了事业的帆船。1983年，鸡慢性呼吸道病在中国农村广泛流行，使养禽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相关的兽药十分短缺。在邝荣禄教授的指导下，辛朝安开始了“鸡慢性呼吸道病的预防与控制”研究。经过日日夜夜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试验，他终于分离出了致病病原体，并研制出了一种防治鸡慢性呼吸道病的复方抗菌素口服制剂。经过多次的药效试验，选出了一个疗效好、毒性低、生产原料丰富、成本低和使用方便的最佳配方——禽喘灵。白云山兽药厂于1985年正式将“禽喘灵”投入生产，仅此一项，3年内共为该厂增收500多万元。由他主持的《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的分离与鉴定》在1983年获广东省高教局科技进步三等奖。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广东省科委课题《鸡传染性支气管炎D41弱毒疫苗的培育研究》及农业部重点攻关课题《鸡败血霉形体病的研究》。1986年，辛朝安因在“六五”期间科技成绩显著，受到农业部嘉奖。

初次“战役”，就让辛朝安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但他深知“欲穷千里目”，则必须“更上一层楼”。1985～1987年，辛朝安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禽类科学系做访问学者，选修《禽类胚胎病》等课程，开展《中国雉与蒙古雉的胚胎发育比较》的论文研究，并在世界一流的Arbor  Acres种鸡公司学习禽病诊治技术及各项微量诊断方法。在国外学习期间，辛朝安专心钻研业务，掌握先进技术，了解国外本行业的先进科技信息和动态，并联系国内兽医界的实际情况，有借鉴、有改进、有展望地规划今后的研究方向，并将一批珍贵的先进技术资料带回祖国，义无反顾地回到母校，继续他的兽医教育和科研事业。

（二）

辛朝安始终认为，教书是大学教师最起码的职责，而科研则是大学教师知识更新乃至整个学科发展的动力。但是当时一件偶然的事使得辛朝安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他大胆地挑起了学院院长的重担。兽医学院刚刚从牧医系分立出来不久的一次校庆聚餐上，由各学院负责招待本学院的校友。经济条件较好的学院兴高采烈地在一起聚餐，但当时兽医学院由于经济薄弱，只能冷冷清清地用盒饭招待校友。这一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在辛朝安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那时那刻起，辛朝安清醒地意识到，高等院校（尤其是兽医学院），不乏社会需要的实用技术和人才，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必须体现自身价值。“打铁还得自身硬”，教师只有自身先富起来，才能做到安居乐业；兽医有了社会地位，整个畜牧行业才能让人看到希望。必须通过科技开发，把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这一指导思想当时在高校是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的，当时多数人仍认为高校的任务是培养人、教育人，而不能赚钱。有人则认为搞开发是不务正业，会分散老师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影响教学、科研。他排除这些思想观念的困扰，顶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重重压力，首先把自己的“肾肿解毒药”、蛋黄液等科技成果转让到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兽药厂生产，在他的带领和示范下，兽医学院的其他老师也纷纷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到实验兽药厂集体生产。这一方面使这些教师从开发工作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壮大发展了集体经济。经过整顿、重组，兽医学院原来各自分散开发的力量终于形成了合力。在1989年下半年仅半年时间里，兽医学院总创收已从过去的几万元上升到30多万元，此后一年一个台阶跨越式发展，兽医学院很快步入了一个产、学、研三个轮子一起转的良性互动的局面，单是2002年学院可支配的创收收入就达600多万元。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大大改善了广大教职工生活，留住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吸引了大批国内外优秀人才，提高了华南农大兽医学院在全国同行中的综合实力。

当学院的开发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之后，1994年辛朝安激流勇退，辞去院长职务，他深知自己的专业必须向纵深方向发展，而繁重的行政事务已明显影响了自己在专业上的发展。当时很多人怀疑辛朝安想赚大钱，要自己独立出来当大老板。面对种种误解和猜疑，备受委屈的他只能泯嘴一笑，“心随朗日照，志与秋霜洁”。“十年磨一剑”，潜心科研和学科建设，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口，其科研水平、业务能力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升华，从1998年至今，每年都取得一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向社会和国家交上一份又一份优秀的答卷。

他研制的H9等禽流感灭活疫苗由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兽药厂生产后仅2002年就创收1000多万元。2003年这一技术以600万元成功转让给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全学院教职员工还参股这一公司，使学校方面占有49％的股份，这是华农大有史以来收益最高的一次技术转让。2004年春禽流感发生后，H5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对禽流感的预防与控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直接挽回经济损失几十亿元人民币，避免人群感染禽流感，既有利于社会安定，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养禽业的发展。

作为预防兽医学首席专家，辛老师为学科建设倾注了无限的心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与预防兽医学地同事一起，紧抓学科建设，并于1990年获得教育部批准的博士点培养单位，成为国内唯一的禽病学博士点。1996年，由他担任主任的“养禽与禽病防治”实验室成为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2002年，他率先提出并创建了具备国际水平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实验室），该实验室成为农业部和广东省抗击“非典”禽流感科技攻关地重要研究场所，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专家地高度赞扬。在此基础上，2004年在省委、省政府和学校领导地大力支持下，又投入资金建立了“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ABSL-3）。该实验室将为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病的研究提供一个高标准的动物实验基地。

辛朝安不仅在禽病学的学科建设上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注重整个预防兽医学的整体发展。他努力促使微生物、传染病、寄生虫等学科的齐头并进，使预防兽医学科提升为农业部重点学科。2003年以来，他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分别拿出7万和20万人民币用于更新微生物研究实验室和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大大改善了微生物及传染病的研究环境，并对不少经费困难的教师给予启动经费的资助。此外，辛老师还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近几年，他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先后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引进多位高素质人才，使预防兽医学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人才梯队，避免了人才断层。

（三）

辛朝安任教以来，先后讲授了《禽病学》、《禽免疫学》等十多门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近年来尽管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十分繁重，但他仍主动要求上本科生课程。考虑到社会的迫切需求，2002年他还新开了《禽病鉴别诊断与防治技术》这一门本科生课程。无论是上本科生的课程还是上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辛朝安都一丝不苟。他不断查阅国内外最新资料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兽医临床知识，把最基础、最精华的知识及时传授给学生，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有一次，辛朝安应邀在“兽医论坛”上举办学术讲座，原本预计有50人参加，结果出人意料地出现爆满的场面，不但课室挤满了人，就连走廊、楼梯也都站满了人。由此可见，他在学术界所享有的盛誉。

从学院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辛朝安仍十分关心学生思想进步与成长，他因此被誉为兽医学院的“编外辅导员”。每年新生入学，无论工作多忙他都要抽出时间来给学生上专业思想课。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学生强调兽医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兽医科技工作者的重任。每逢就业季节，辛朝安主动关心学生就业问题，由于他长期广泛接触基层生产第一线，许多用人单位希望通过他的推荐找到合适的人选。每年许多毕业生就业时都得到辛朝安的推荐、介绍。

对于研究生教育，他特别强调要有奉献精神。他常说：“既然你们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努力工作，做出了成绩，社会最终会承认你的。”他十分注重通过言传身教和自身人格魅力教育弟子。他因无私公正而不言自威。无论在申报科研课题还是在分享科研成果方面，他总是“年轻人优先，自己做铺路石”，他认为年轻人更需要机会，更需要扶持。在青年教师的眼中，辛老师总是力所能及地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甚至亲自为青年教师奔波联系爱人的调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后勤部长”。他每次下农场都带上青年教师，让他们从实践中积累经验。他还亲力亲为，组织大量课题，动员所有教师参加科研。辛朝安淡薄名利，悉心提携青年教师是有目共睹的。一有评优机会，他总是推辞，把名额让给青年教师；在论文发表时，总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把年轻人推到前面，以甘为人梯的精神扶掖年轻人加快成长。他常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学科定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带领年轻教师一起向前走。”

 辛朝安爱才、识才，但更善用人才。他对自己的学生总是严宽结合，但更多的是关怀和爱护。他培养的研究生不但业务精湛，成为学科骨干，同时具备领导才干。辛朝安认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看准一个人就要大胆使用，而且要提前委以重任，不要等到工作需要时才启用他们。在以辛朝安为首的预防兽医学系集中了兽医学院大部分学术骨干。他通过辞职让贤、提前卸任等方式，请他的年轻助手分别担任不同的职务，使他们有更多更好的锻炼和成长机会，从而对自己的专业和前途充满信心。生活上体恤关心，工作上人尽其才，事业上设轨铺路，这寄托了辛朝安对年轻人的所有厚望和祁盼，也是预防兽医学科水平蒸蒸日上，红火旺盛的一大原因。在辛朝安的关心和培养下，不仅预防兽医学科高学历的年轻人纷纷脱颖而出，成为学科骨干后备力量和院系教研室负责人，即使是一般实验室人员和工人，也都非常敬业，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推动兽医学院各项工作尽心尽责。看到这一喜人局面，辛朝安由衷地说：“看到他们的进步，我对这个学科也算有个交代了。”有人戏谑地开玩笑说：“在辛老师手下工作，死人会变成活人，懒人会变成勤快人，愚蠢人会变成聪明人。”可以说，扬长避短、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使辛朝安成了用人的高手。有一位留美博士后曾在辛朝安手下做过半年博士后，当别人问及她最后为什么再次选择回到辛老师身边工作时，她说：“我之所以从国外再回到华农工作，就是冲着辛老师的人格魅力而来的。”

（四）

受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启示，从美国回来后，辛朝安就着手开展禽流感的调查工作，他以超前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开展与人类公共卫生密切相关的动物疾病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995年以来，辛朝安先后主持禽流感和人畜共患病的防治等研究项目十多项，总经费达900多万元。其中“禽流感的预防与控制研究”于2000年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鉴于1997年香港发生禽流感，1997-2001年期间，辛朝安多次与世界卫生组织考察组一起，经过深入调查证实我国当时没有H5N1禽流感。2000-2001年，辛朝安参加了我国与日本、韩国因H5N1禽流感引起的贸易纠纷谈判，最终使日韩两国同意恢复从我国进口禽肉。2003年辛朝安研制的“禽流感灭活疫苗”获国家新兽药证书，并转让给肇庆大华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在全国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仅此一项避免直接经济损失共计21亿人民币。

2003年初，SARS 疫情肆虐中国大地，起初许多传言说该病是禽流感。为此，辛朝安参加了国务院专家工作组，经过大量实验工作，他以一个资深禽流感专家的身份，力排众疑，以强有力的证据协助卫生部门排除了禽流感的可能性，这对SARS 病因的及时排除和确诊，对SARS防控的决策，对保障家禽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辛朝安被农业部与广东省聘为“防治非典科技攻关专家委员会”委员。他亲自率领课题组成员，开展SARS 溯源工作。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尽快找出SARS冠状病毒病疫源，辛朝安暂停了实验室原有的所有课题研究，号召并带领党支部全体人员投入到抗击SARS的研究工作中，他被攻关组成员亲切地誉为“非典溯源前线总指挥”。他不但亲自参与制定研究路线和目标，并且以实际行动深入到深圳、佛山、江门等地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亲自采集标本，采集了近百种动物的数千份标本，开展了艰巨而危险的SARS溯源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获得了广东省教育工委及广州市政府授予的“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称号。

继SARS之后，2004年春，中国各地养禽场相继又出现了“一地鸡毛”的残酷疫情。辛朝安作为农业部禽流感专家组成员，广东省“防治禽流感专家组”组长，在协助农业部及广东省政府制定禽流感预防措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发生后，辛朝安通过电视、报纸、技术讲座等多种形式积极配合媒体向大众作正面宣传和引导，使广大民众对禽流感有了正确的认识。此外，他立即组织材料在短时间内编写了《禽流感的预防与控制》一书，并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为全省控制禽流感提供了宝贵的技术资料。同时，受省政府委托，成为禽流感研究总负责人，组织全省的农业、卫生系统专家，在疫苗研制、快速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综合防制及禽流感防治等方面开展禽流感的联合科技攻关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他主持研制成功的H5N1禽流感疫苗对广东，乃至全国的禽流感预防和控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保护我国家禽业健康发展，维护市场和社会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

辛朝安在平时的工作中从不宣扬自己，为人处事相当低调。辛朝安有三怕：一怕应酬，二怕做官，三怕记者。他从不私自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从不参加任何无谓的应酬及娱乐活动，不私自组织任何形式的讲座和技术推广。当然，对组织安排的科技推广等工作，他都保质保量完成，服从组织安排。

辛朝安是国内禽病学科为数不多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国内禽病学界享有盛誉。作为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和首席专家，他丝毫没有“大教授”、“大专家”的架子，他平易近人，爱开玩笑，虚怀若谷，为人随和。辛朝安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他与其他同事挤在一个面积不大但容纳了十多个人的办公室里集体办公。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甚为罕见的。

他主持和参加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40多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9项。目前国内有几十个厂家在生产他的科研产品。他不仅在学科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在技术推广和科学普及方面成就显著。国家农业部先后授予他“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留学人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国家人事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2003年获农业部“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广州市政府及广东省教育工委“抗击非典先进个人”，2004年获省政府“全省抗击高致病性禽流感先进个人”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近二十年来，辛朝安以一个开拓者的胆识和魄力，出色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了全国、省市、研究所的各项奖励十二项，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蔚蓝背后的风起云涌，平静下面的惊涛骇浪见证每一天，吐纳一种坦荡，驶出一片宽广……

他从来不哗众取宠，不夸大事实，他只是在默默地耕耘，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做学问，他用自己的行动和成绩来证明他想做的一切。在个人与组织的问题上，个性鲜明的辛朝安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党性；在得失和取舍之间，他有自己的标准；在进退起落之时，他有自己的选择；在真理与权威面前，他有自己的追求。这完全凭着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品格。他不会因为别人的不理解和埋怨甚至是反对，而轻易放弃自己执着的追求和做人的原则。在创建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兽药厂之初，上至校领导，下到学院教职工都无法理解他的“知识分子应该富裕起来”的理论。正当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兽药厂步入正轨，处于关键发展时期，人们更加不能接受他的“撒手不管”的冒然决定。然而当教职工的生活条件因此大有改观时，当兽医学院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因此而不断改善时，当整个兽医学院的学科建设更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时，人们才幡然醒悟，原来辛朝安是个“易卜拉新”（被穆斯林人称为先知先觉的人）。他话不多，但字字珠玑，语语中的。他认为科学工作者“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是个公平的社会，只要踏踏实实工作，社会自会回报给你的，该得的名利会得到的。”他经常鼓励学生们“珍惜大好时光，认认真真学到过硬的知识”。

几十年的执教生涯，辛朝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他们有的成为知名教授，有的成为引领科技前沿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可谓“人才辈出，桃李满天”；在研究领域，他更是为后人树立了一座座丰碑，从“禽喘灵”到“肾肿解毒药”，从“SARS”到“禽流感”，从“养禽与禽病重点开放实验室”到“P3实验室”，他都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和社会。众多的成果带来的是不断的荣誉，然而在鲜花和掌声面前，辛朝安“涛声依旧”，头脑清醒。面对“五·一”劳动奖章，他淡定从容地自我表白：“这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荣耀是我个人的，但是工作是大家一起合作完成的，可以说我是代表大家来领这个奖的。”

 鉴于辛老师的科研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许多公司和企业纷纷愿以高薪聘请其任职或担任顾问，他都一一谢绝了。1995年前后，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推荐他到省里另一高校任校长，他因担心公务缠身影响教学科研而推辞了，他愿意把毕生精力投入在他所热爱的兽医教育事业上。为了搞好学科与实验室建设，辛老师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甚至把原本属于个人的收入都投入到实验室建设中去。他研制的“喉炎清”交由兽医学院实验兽药厂生产时，按当时的政策，他可以在利润中提成作为个人收入，但由于科研经费紧缺，他连续十年将这笔总数达约150万的资金都投入到科研及实验室建设中，为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研室的老师们都风趣地说“辛老师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愿意默默地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人民教师。今天的辛朝安依然活跃在三尺讲台上，依然忙碌在实验室，依然出现在养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