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思美，男，汉族，1958年1月生，四川省巴中人，民盟成员。1981年12月获西南农业大学学士学位，1985年1月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在职）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农业政策研究理事会执委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农村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中青年经济研究会会长等；1990年获国家教委霍英东基金会“第二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二等奖”；1992年获广东省高校系统“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奖、广东省高教厅“广州百名教育新秀”称号；1993年获广州“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等；2004年获教育部、人事部“全国模范教师”称号；此外还获得部、省级、学会优秀成果奖多项。

1985年1月，一位年青人裹挟着一股锐气，从美国康乃尔大学来到华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由此，华农大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机。几年后，温思美率领一支以年青人为主体的学术团队，推动学科建设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在2001年的全国重点学科申请评估中，其综合实力已由原来位居后列跃居到前三名，并被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懂点学科建设规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学科的发展，可以说，与其学科带头人的学养、眼界、胸怀、创新精神、人格力量等个人精神质素休戚相关。有一个好的学科带头人，就会有一个好的学术团队，就会给学科的发展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我们这里讲述的，就是一个重点学科建设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故事。

（一）

跟温思美交谈时，你不得不被他那机敏的思维，不凡的气质，儒雅的风度所折服。古人语：腹有诗书气自华。他这种外在的气质和风度，自然是来自于他曾经受过的良好教育，并靠勤奋和天赋积累的渊博学识。这一点，温思美说要感谢他那身份是农民，却有着知识份子头脑的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当过小学教员的父亲解放初曾在川东行署干了一年的文秘工作，后因病退回乡，至今的身份仍然是农民。父亲把自己受过的老式教育、才接受的新思想不断灌输给孩子们，并经常把自己读过的《四书》《五经》讲解给孩子们听。温思美说，那时他虽然没有真正弄懂这些古籍的要义，但其中蕴涵的那种处世精神，即大丈夫安身立命之本在于修身、自强、进取的精神，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他说，父亲教给他最多的道理就是：与人相处不要怕吃亏，能吃亏的人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干更大的事。这些简朴的道理后来逐渐内化为他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铸造了他以后作为学科带头人、中层管理者应具有的精神品格。

温思美的家乡四川省巴中市，地处大巴山区的丘陵地带。谈起家乡时他的语气和神情充满了眷恋和感激之情。巴中虽是穷山穷水却也充满了灵性，养育了不少优秀儿女。民国时期的贫民教育家晏阳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等均是从大巴山走出来的著名人物。在大巴山区那些并不起眼的中小学里，却有着一批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他们用自己的心智去启迪那些山区少年，用他们的爱聚成的力量把一批批优秀的学生送上了通往事业成功的道路。温思美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是在巴中度过的。他说他的中学老师对他的培育和教诲使他终身难忘。他读初中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教育秩序得以短暂恢复和整顿的时期，他的老师们不仅倾尽全力向学生传授知识，更把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掌握知识的方法，以及掌握了知识就如同掌握了自己命运的道理，教给了他们这些还没有走出过大巴山、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的孩子们。聪明而又勤奋的温思美，在那时就开始培养了自己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使是在他回乡当农民那段最苦闷的日子里，仍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话，相信掌握知识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以此来砥砺、磨练自己的意志。温思美是个很重感情、知恩图报的人，后来他曾自己出资把教过自己的一些初中老师们请到广州来，并放下工作，陪他们在广州、深圳好好游玩了几天，让这些用心智和爱心托起自己走出大巴山区的最可爱的人们，看到了自己平凡工作的伟大价值。

高中毕业后，温思美回乡当了农民。他那时的心境与陕西作家路遥长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颇有几分相似。但坚强好胜的温思美却没有象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那样怨天尤人，而是彻底放下“小知识分子”的架子，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志，以“天将降大任于斯”的信念，抢着干最脏、最累、最苦的农活。在收割稻禾的时节，他就象其他壮劳力一样，整整十几天赤脚泡在水田里，用原始的脱粒方法，抱着一把把稻谷在搭斗上摔打，打得满手血泡，疼痛难忍。驾牛犁田，在农村，这是老农们干的技术活儿，因为稻田是否犁得深透、均匀，驾牛扶犁时转弯、掉头是否恰倒好处，不弄坏田埂，关系到来年的稻谷长势，是很考技术的活儿。这样的技术活儿，自然是不会分派给象温思美这样还没有脱尽书生气的青年人去干。但温思美不相信自己掌握不了这门技术，他希望自己也能象那些老农一样凭过硬的技术受到村民们的尊重。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下午，老农们歇息了，耕牛被关进牛栏里，只有十七岁的温思美戴着斗笠，披着蓑衣，赶着耕牛，扶着犁耙，在滂沱的大雨中练开了把式，那带着几分稚嫩的吆喝声和着雨声、牛和人践踏泥浆的响声，在山间里回荡。恰在这时，当时的巴中县县委书记，后来成为四川省省委副书记的盛承堂下乡检查工作，看到了雨中的这一幕。盛书记惊讶地问：这年青人是谁？这么能吃苦啊！这样的年青人不错嘛！温思美的命运因此而出现了转机。当了半年农民的他被县里招干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被安排到巴中石门公社当干事。比起“高加林”以及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们，温思美真是幸运极了。他被选派参加了由省委宣传部和《四川日报》组织的通讯员培训班的学习。回到公社后，温思美工作十分卖力，编旬报，写月报，起草各类文书材料，成了公社的大秀才。他卯足了劲，跟其他通讯员和公社文书展开了竞赛。结果，他们公社的旬报多次被县委宣传部表扬，他也因此而进入了县委宣传部的“人才视野”范围，如果不是于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首次恢复的高考，他也许就成了一名宣传干部呢。

两年多的公社干事工作和通讯员工作，给了温思美极好的工作实践锻炼机会，也诱发了他想当作家、当记者的梦想。因此在填报自愿时，他在所有的志愿栏里，都填报了“中文”专业。出乎温思美意料的是，他收到了西南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对当时的农家子弟来说，能上大学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此温思美以平静的心态到大学报了到。1978年初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改革开放的航船尚未启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提法，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是很难想到的。作为农家子弟的温思美，当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未填报的这个专业后来会成为中国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但也正是这位来自农村，深知农民疾苦的青年大学生，从第一学期了解到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以后，就清楚地意识他在大学里将要学习的知识，与民生、与老百姓的利益、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他爱上了自己的专业，他要在这个专业领域里干出一番成就。敢于吃苦的优良禀性、不服输的天性激励着他闯过了许多学习难关。由于“底子薄，基础差”，在大一时他被分在英语慢班，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他拿出了自己学农技的那股子倔劲，一天到晚衣兜里揣着英语单词本，早上上厕所时大声念，晚上躺在被窝里闭上眼睛默念，为了纠正发音，每一个单词、每一个句子，他都反复地诵读，经常读到嗓音嘶哑，舌头起泡。到了大二，他由慢班调到快班，到了大三，他的英语读、写、说能力已使他能比较自如地与外语教师和外国专家对话。1981年，教育部面向全国招收预备出国研究生，他满怀信心地报名参考，当然是一考即中。为了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知识，他跑到西南师范大学去听数学课和经济学课程。凭着这种韧性和钻劲，大学四年其学业成绩一直在班上排名第一。1980年，在学就读的温思美被评为“四川省新长征突击手”、“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员”等光荣称号。这些荣誉给温思美大学四年的求学生涯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随后他参加了在北京、广州等地的英语强化训练，于1982年下半年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他到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主攻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那里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全球办得最好的专业。1984年，在康乃尔大学研究生院，有一位来自中国广东华南农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已故著名昆虫学家赵善欢教授。在异国他乡求学，得知有来自祖国的知名学者到访，就象漂泊在外的游子见到故乡的亲人一样，温思美怀着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仰慕之心去拜望赵院士，并意外地与来美访问的华农大新任校长卢永根教授、华农大农经系主任陈迭云教授不期而遇。他们向这位留学生介绍了华南农大农经学科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也向他介绍了地处南大门的广东，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必将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诚挚地邀请这位聪慧勤奋的年青学子在他完成学业后到地处开放前沿的华南农大执教。这次偶然邂逅，促成了温思美1985年的回国之行。

1985年底，温思美如期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并欣然接受卢永根校长的邀请，来到华南农业大学从事农业经济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的到来，使全校的人感到惊奇和感动。因为在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巨大落差，使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欧美发达国家充满了崇拜与向往。有人曾戏称：在70年代，一群中国青年走在大街上，天上飞过一群鸟儿，同时排出粪便击中10位年青人，其中有9个正做着作家梦；而到了80年代，10个年青人中有9个正做着出国梦。不过，梦想归梦想，真正有机会留在美利坚合众国继续深造或就业的中国年青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在这少之又少的年青人当中愿意选择回国服务的简直就如凤毛麟角了。可以想象，出现在华农校园里的温思美，走出大巴山远度重洋留学又回到祖国的温思美，风度、气质极佳的温思美，自信而有锐气的温思美，无论走到哪里，曾引来了多少好奇、友善、敬佩和赞赏的目光。对温思美，更多的人不可能像作者一样去追问他回国的原因。其实，无需去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遵守承诺，按期回国服务。天下之大，人各有志。在人才从发展中国家大量流向发达国家的同时，总有那么一些把报效祖国看得高于一切的赤诚学子会选择回国之路。新中国建立前后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是这样选择的，今天新一带的神州学人也是这样选择的，改革开放以来30多万留学人员中有10万人也是这样选择的。从温思美的选择，我们知道，那个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回国以来，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考察、学习、开展合作科研，有多次机会留在国外工作，但他仍不改初衷，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在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与科研领域奋力耕耘，取得丰硕成果。任教以来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开设各类课程13门，培养指导已毕业的研究生60多名，目前正在指导的硕士研究生16名、博士研究生18名；在国内外发表科研论文100多篇，主编、参编论著8部，科研成果多次获奖。先后入选广东省首批“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学科带头人，国家人事部、国家教育部等七部委“百千万工程”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国家农业部“神农计划”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二）

在美国与温思美相遇并动员他回国的卢永根校长，曾允诺他若到华农工作，将给他安排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可那时的华南农业大学住房极为紧缺，不少和温思美同龄的年青人结了婚还住在集体宿舍里。温思美开始被安排在一间9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后学校又想尽办法在三角市的平房配给他一套一室一厅大约20平方米的住房。南方的平房，春天潮湿，夏天闷热，冬天寒冷，一年四季蚊虫不断。但温思美没有抱怨，他理解学校的困难，与同等资历的同事相比，他感到学校已经给了他最大的优惠。作为一名经济学者，他看到自己的生存境遇和所有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生存境遇一样，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紧密相关。那时的中国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资金，政府和社会对原始资金的渴求远远大于对人才的关注。为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而放权的国家财政，因统筹能力的弱化根本无暇顾及高等教育。此时的华南农业大学经费预算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到了90年代初，则已到了“休克”状态。那时的学校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氛。不少年轻教师眼看无望改善住房和生活福利待遇，更加上校园内外收入差距产生的心理失衡，便要求或考虑调离学校，学校也正面临着人才流失的严峻挑战。而此时的温思美在想什么呢？

此时的温思美，在为华南农业大学农经学科建设水平的落后深感忧虑。1987年，28岁的温思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是当时广东省最年青的副教授之一，为此本地传媒曾作过宣传报道。这时的温思美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也在情理之中。但也就是在这一年，自信的温思美，自尊心极强的温思美却被狠狠地伤害了一次。那是在金秋10月，他到北京怀柔参加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并担任会议翻译，他的留美背景和流畅的英语自然使他格外引人注目，于是有人问他来自哪个单位，当听了温思美的自我介绍以后，对方即惊讶地问：华南农业大学也有农经系？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温思美。尽管他非常不满意对方轻视的态度，但当时华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综合实力，包括人才培养规格、师资力量、学术水平等在全国同行以及广东经济学界确实名不见经传。从这件事，他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学者，他个人知名度再高，但若是他所依托的学科建设水平不高，那么他本人的水平和价值也难以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象你来自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即使你算是一个“人物”，人家也未必把你当作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位学者，他在学界的地位与他所在学科的地位密切相关；一位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荣辱感的学者，他的事业心应着重体现在竭尽心智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上，而不仅仅是考虑个人的得失。因此当一些年青教师心气浮躁，难耐清贫，想要离开教学岗位时，他想的最多的却是学科的学术地位问题。在温思美后来成为华南农大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后，最牵动他心绪的头等大事，便是千方百计地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1992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的温思美出任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这时学院的主干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同类学科中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这要从历史上说起。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原来的农业经济管理师资被划归到华中农业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其他重点农业院校也同时恢复了农经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而华南农大直到1979年才把农经专业作为归属于农学系的一个专业开始招生，成为全国重点农业院校中恢复最晚的同类专业；1983年学校才把该专业从农学系中分出来并组建了农业经济管理系，也就在那时，大量的师资从外校的毕业生中引进，这就是今日经济贸易学院教师队伍具有年轻化、学缘广（避免了近亲繁殖）两大优势的历史缘由，但因此带来的问题是，由于基础薄弱，底气不足，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奇缺，直到1992年，全国八所重点农业院校中，只有华南农业大学没有农经博士点，其他的重点院校均在第一、二、三批的博士点申报中获得了批准，不仅如此，1991年全国9所农业院校的农经硕士点评估，华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点综合实力排在倒数第二。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是迎难而上，奋力追赶？还是面对既成的历史格局自甘落后？当时只有35岁的温思美回答是干脆的：我们不应当自甘落后，我们没理由落后，我们有能力不落后！

1992年，刚刚换届的经济贸易学院行政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只有30岁，无论是从年龄上讲，还是从学科发展水平来看，他们都只能算是“小字辈”。但小字辈们也有大志向、大战略、大作为。温思美率领这支年轻的队伍立下的大志向是：近两年内成功申报博士点，五年内使学科建设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为了尽快摆脱学科建设水平在全国重点农业院校同行中的“末流水平”和“小字辈”地位，这个年轻的班子制定了学科发展的赶超战略。一是人才培养上质量战略。即加强研究生教育，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创造条件报批博士点。1993年学院申报博士点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当年全国新增同类学科博士点仅此一个，竞争的学校却有四家，博士点的建立，意味着温思美引领的学科开始具备了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同时也具备了向全国同类学科一流水平冲刺的能力。二是专业结构调整战略。首先是根据广东经济发展对经济类人才需求多样化的要求，先扩展专业领域，再由专科而本科而硕士点，逐渐提高办学层次。到1997年，经济贸易学院已由原来单一的以农业经济专业为主的小系发展到拥有一个博士点，三个硕士点，五个本科专业的综合性经济类学院，硕士点专业涉及两大学科门类。专业结构调整的实施，为学科建设空间的扩大，人才培养口径的拓宽，教师知识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条件。三是人才引进战略。经济类专业的教师一般均有较多的机会“跳槽”到社会上另求发展，这无疑使温思美感到，他这个学院在稳定教师队伍，遏止人才流失方面任务更为艰巨。多年来，随着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师教学任务的骤然加重，以及社会对高层次经济类人才的需求增加，一方面是教师极为紧缺，另一方面是教师流出的压力在加大。为了补充教师队伍的不足，也为了学科梯队的建设，作为行政领导者的温思美大胆地实施了他的人才引进计划。在当时，全校共有300多名（户）具有高级职称和处级待遇的教师干部尚未住上两室一厅套房，有100多位青年教师等房结婚，房源的紧缺可想而知。由于住房“瓶颈”的制约，许多学科停止了人才引进，这为后来的人才断层留下了隐患。而具有深遂眼光的温思美，却以经济学者的精明和学科带头人的胆略，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这个二级学院行政负责人所掌握的权利和资源，为学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创造引进的条件。没有住房，就到学校周边的单位租借房子，租金由学院从创收基金中支付，学院为此共支付十多万元为先后调进的十多位教师租借房屋暂时居住。罗必良教授、傅晨教授、张蔚文教授以及一批副教授、博士等，都是通过暂住在出租屋被引进的人才。毫无疑问，这一人才引进战略的实施，为缓解人才紧缺的矛盾、优化学科梯队建设赢得了主动，缩短了与同类一流学科的差距。四是科研带动战略。温思美和他的新班子，一上任就把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班子在对原有的分配和考核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首先实施了科研奖励改革措施，通过优惠的奖励措施鼓励教师开展科研活动。这项措施实施仅一年，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992年以前，经济贸易学院的教师从未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参加科研课题的教师人数只有30%，到了1993年却连续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农业部重点项目等三项零的突破，80%的教师主持和参加了科研项目的活动。科研水平总体上的提高，大大提升了学科的地位，扩大了学科的影响。

通过上述四大战略的实施，自1992年以来，“小字辈”们创造的“大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无到有，学科专业由原来单一的农经专业拓展到办有农业经济管理、贸易经济、国际金融、企业管理、会计学等五个本科专业，在原农经硕士点的基础上新增了土地资源管理、产业经济学两个硕士点，专业的拓展和优化，为促使学科建设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外向型经济”的研究方向处于学科发展前沿，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学科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拥有一支全国同学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队伍和具有发展后劲的学术梯队；学科承担的科研课题、获得的科研经费和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学科的超常发展使学科地位急剧上升，由原来的“末流水平”上升到前列。1998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被批准为广东省和农业部重点建设学科，2001年，在国家级重点学科申报的专家通讯评审中，其综合实力已跃升到同类学科的前三名。温思美颇感自豪的是他引领的这支团队年轻而有活力，总体上呈一种上升的趋势。这支团队90%的学术骨干年龄在45岁以下，学缘结构上，来自综合大学或财经类院校的教师和来自农业院校类的教师各占50%，大多数教师非本校毕业或具有在外校、外单位工作和学习的经历。在性格爽朗乐观的温思美看来，比起近亲繁殖、来源单一的学术队伍，他的这支学术团队在学术思想的交融、学术思想的创新和拓展研究领域等方面，都会具有更多的优势。

（三）

2000年5月，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安徽大学召开会议，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农业经济学科带头人温思美教授以“学科建设，乃高校立命之本”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作为一个“老资历”的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他深有感触地说道：“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的鼎盛，是在一个并非盛世的社会条件下，靠一个由大师级人物组成的学校领导群体和一批大师组成的名师群体而创造的办学奇迹和治学典范！其办学理念是以人为本，以学科建设为中心。这一治学思想造就了一大批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

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特别是一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不仅要以自己的学术优势去获取一种感召力和向心力，更重要的是要带出并带好一支有活力的学术团队，那么他应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和品格呢？这是温思美近年来考虑得很多也谈论得较多的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学科带头人，首先要有明确的治学理念，这个理念在他看来，就是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人为本。在担任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而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时，他提出的口号就是：一切改革都要围绕学科建设为核心来进行，而学科建设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出人才、出成果为终极目标。由于实现目标的主体是教师，推动目标实现的主导力量是学校领导集体及其管理层，作为中层领导干部也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通过观念、政策的导向把教师的工作热情、创新精神、责任意识最大限度的加以激活和强化，最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好自己掌握的有限的教育资源。最能体现他这一理念的就是他担任院长时制定的科研奖励政策和租借房屋引进人才的办法。其中租借房屋引进人才固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对全院乃至全校教师产生的心理震荡却是难以言说的。同样是面对这样一个没有住房引不进人才的现实难题，却折射出三种不同的心态：真诚想引进人才但却无力解决现实难题的无奈心态；本不想引进人才因此而找到推托理由的嫉贤妒能心态；深深懂得人才断层对学科建设是个致命隐患的求贤若渴的心态。曾经在租借屋住过的罗必良教授、傅晨教授、张蔚文教授等，尽管他们曾和家人在出租屋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有的一住就是三年多，但他们从不抱怨，不仅是他们，包括本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看到一个学科带头人、一个专家、一个学者、一个中层干部，能把管理工作、把对人的关心、把对学校工作的分忧解难做到了这份上，已是多么的难得！他们说什么叫“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由这一举措，他们还看到了这个学科带头人对学科发展所具有的深谋远虑，对拔尖人才所具有包容性和赏识能力，这又是一种多么难得的胸怀和品格！后来的相处共事也证明，温思美不是那种搞“武大郎开店”的人，他以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威望，扶掖了一批批年轻人成长为学术骨干。

迄今，压在温思美心头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就是：虽然他领导的学科经过短短几年的追赶，已由原来的排名第九、十名左右跃升到前三名，但又过了几年，他们的学科建设水平似乎就停滞在这个位置上不再前行，2001年的重点学科申请评估，让他看到了自己这个学科与国内一流学科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不仅如此，曾被他甩在后面的其他学校同类学科正紧紧地咬住自己，等待着冲刺的机会超过自己。不服输的温思美就像赛场上的一位选手，看到遥遥领先于自己的实力强大的同行，瞅瞅紧追其后的其他竞争对手，他心里不仅焦灼，还多少有点悲凉。1998年，连任两届院长的他从学院行政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年富力强的他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学校党委的这个用人政策，他认为，让更多的新人获得锻炼和增长才干的机会，并共同分担行政管理的职责，从总体上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他满心希望摆脱繁杂的行政事务后能腾出更多的精力抓学科建设，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学科的建设和管理主要由行政权力主导而非学科带头人主导；更由于观念上的原因，那种深藏在、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注重“位”不注重“为”，注重守成不注重创新的观念，使他这个学科带头人说话的份量常不如“当官”的说话有份量，使他的一些新设想难以通过调配资源予以实施；还由于学校整个的管理层比较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敢于和善于识才、爱才、用才的氛围没有真正形成……种种原因，使他感到自己作为学科带头人难以对学科发展方向、主要对策、研究领域、梯队建设和人力资源的调配发挥主导作用。作为一位很有学术威望的经济贸易学院前任领导，他要以宽容的态度支持现任班子的工作，又要担负起学科带头人的责任，在他看来，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如果有一个科学合理的体制，自己完全可以同时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他希望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使一个学科带头人在不需要承担行政管理职责的情况下能真正拥有学科建设发展的主导权。因此，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在必要的场合里，以一个学者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精神，阐明他那“学科建设，乃高校立命之本”的观点。他的话可能说得比较尖锐，但何尝不是一幅清凉剂呢？他认为：“一个大学办得好坏，主要取决于两类人：一是学校的管理群体，一是教师。一个著名的大学，一定有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以人为本的、懂管理的、有事业心的学校领导集体，以及以育人为业，博古通今，立于各学科前沿的名师群体。前者的层次、能力和偏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后者的结构、功能和绩效，并进而决定一个学校的发展模式和绩效。”因此，“学校的管理应该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的原则应该是：鼓励学科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宽严有度的约束机制。这一机制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点：问责制、透明度、可预测性、参与性。问责性是关键。试想：一个学校或学科在同行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其负责人怎么可以高枕无忧，甚至步步高升呢？制度和操作的透明度可以防止决策的失误，始终如一地围绕学科建设的一致性才可以为学者们提供稳定的预期，而广泛的参与性有利于集中群体智慧，发扬学术民主，增加主人翁意识。” 这些思想既是他对学科建设实践的总结，也是一个优秀学科带头人使命感和事业心的体现。

（四）

当谈到他本人在学术界的成就时，温思美认为，到目前为至，他干了“两件半”成功的事，而他自己本人的成就则“非常一般”。他所说的“两件半”成功的事情是：倡议并组织了国内农业经济学界每年一度的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这一论坛形式的年会团结了国内农经界的中青年学者并促进了他们成长和相互的交流，今天活跃在国内的中青年农经学者，基本上是在这一论坛的运作中成长起来的；发起组织了广东中青年经济学会，整合了广东中青年经济学团队；这两件事对学术界具有长远的影响。另外“半件事”是倾其精力将华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入了国内同类学科的前列。

事实上，温思美教授本人在国内外同行中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认可度。他曾经或目前还担任国外多个学术组织或多边机构的职务。1986年至1990年期间，他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顾问、美国Kellogg基金会的国际研究员（KIFP/FS Fellow）、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客座研究员，1988年以来，他一直是国际农业经济学会和亚洲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员，他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2000温思美被选为国际农业政策研究理事会的理事（IFPRI Board of Trustees），是这一国际学术组织自1975年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人担任此职；2004年又当选该理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和执委会委员。在国内，温思美教授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经济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农经学科组成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青年部副主任，广东经济学会、农村经济学会、国际贸易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中青年经济研究会会长，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以及多个重点大学的兼职或客座教授和大型企业的独立董事等职。

尽管在社会上大量的兼职和为学科建设花费了他大部分精力，但温思美教授仍身体力行，在工作中体现了一个学科带头人的表率作用。以上这些学术任职显然并非浪得虚名，而是对他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方面所做成绩的认可。在教学方面，1985年回国以来，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了10多门课程，每年都超额一倍以上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在课程建设方面，一是重视教材建设。他较早主编了适合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使用的《经济计量学》、《农业政策分析》等教材，他与人合作主编的国内第一部高校统编教材《农产品国际贸易》，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并被评为农业部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二是通过在课堂上使用国外最新的教材和参考书，使教学的内容反映本学科的国际水平，如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基本上用最新的国外原版教材作为学生的参考。三是采用大信息量、提要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较早地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他的教学特点是新、活、高、实，即内容新、方式活、站得高（前沿）、联系实际，深受各类学生的欢迎。他在80年代开设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产品市场与价格、发展经济学等课程是同类院校中较早的。

在科研方面，温思美教授先后主持了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央部委、省、市和横向委托课题，获得多项省部级奖励和国外优秀成果奖，其中，“国际食物系统发展研究”获得美国Kellogg基金会和密执根州立大学的优秀成果奖，“珠江三角洲贸工农体系的规划、布局和政策问题”获得广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温思美教授是国内较早提出“农民的决策理性与其环境的相容性”（1985年）理论的学者，据此，他力主关于农民和农业发展的政策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农业的特点；他关于“生产函数阶段与经济合理区域”（1990年）的研究，弥补了主流教科书的不足，完善了生产函数方法的应用；他关于宏观政策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农业问题应超越农业部门的观点；他是较早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国内农业经济学者，提出了“在有效率增长的动态过程中改善公平”的经济发展思想。

温思美教授通过自己研究工作的成果，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决策，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1990年以来，他先后任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广东省政府专家组成员，对农村经济发展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咨询意见，这些建议包括广东珠江三角洲发展规划问题、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农村股份制改革问题、农业产业化问题、农产品市场流通问题、都市农业发展问题、农业保险和风险管理问题等。比如，关于广州市都市农业发展的“三圈三环”布局的成果形成了市政府的正式文件，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建议被纳入广东省委的正式文件，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建议纳入省的规划等。

温思美教授非常重视教书和育人的有机结合。在指导硕士和博士生的过程中，除了指导他们做学问以外，更注重教学生做人的道理。他教育学生要做到“比别人多干一点、比别人少要一点、比别人稍‘傻’一点”的做人准则，要力争达到“为学日渐、为道日损”的境界，即，做事要每天有所进步，做人要每天将自己的缺点“损”一点。他鼓励学生要“兼收并蓄、厚积薄发”，做人做事要心胸开阔、不能急功近利。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学生在校和毕业后都表现很好，在已毕业的学生中，有8人已成为博士生导师，12人已晋升教授，6人在国际组织任职，6人在国外高校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实际部门工作的毕业生，大都成为单位的业务或管理骨干，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温思美教授尽心报效祖国，祖国和人民也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回国任教以来，他获得的主要荣誉有：1990年获国家教委霍英东基金会“第二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二等奖；1992年，获华南农业大学首次“优秀研究生导师”奖励，同年获广东省高校系统“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奖、广东省高教厅“广州百名教育新秀”称号；1993年获广州“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4年被教育部和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