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小龙，男，1960年8月生，广东阳春人，1982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底回国执教，1993年获华南农业大学与美国宾州大学联合培养的作物遗传育种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现任华南农业大学植物营养遗传研究室主任、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被列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骨干培养对象，1995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基金”，1996年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对象，1997年获农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和广东省“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0年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2001年被评为全国师德建设先进个人。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等地出现的‘经济奇迹’渗透着那代人顽强工作的血汗，我们的国外导师都是创造奇迹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希望成为中国这样一代人，并通过我们的血和汗使中国走向强盛。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和幸福的根本来源。”

——引自严小龙、张福锁《植物营养遗传学·前言》

摆在我书案上的这本《植物营养遗传学》，是一部纯学术专著，一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资助出版的《中国博士专著·农业领域》系列丛书之一。书的作者，严小龙，留美归来的硕士，中美联合培养的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福锁，留德归来的博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他们出版这部专著时，一个35岁，一个36岁。他们在欧美学习过、生活过、工作过，从上面这段文字，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西方学到了什么，读懂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也可以看到他们到底追求什么，羡慕什么，景仰什么，向往什么。面对一部学术专著，不是行内人，读不懂它并不奇怪。但从字面上读懂这部书的前言却不难。前言写了大约两千字，它讲述了两位从国外归来的年青人在1990年如何相识相遇，如何在彻夜不眠的长谈中进行学术思想的交融，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于是创新就在夜谈中形成——这实际上是把两位青年学者各自导师的学术思想再加上中国农业的实际相互融合后而找到了一个学科的生长点，那就是植物营养学和植物遗传学交叉后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植物营养遗传学。从那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95年，他们满怀喜悦地向科学圣殿捧上了一颗硕大的智慧果实，即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地阐述植物营养遗传学的学术专著。

如果你再了解有关本书第一作者严小龙教授的一系列故事，从这两千字短文里的字里行间，你读到的不仅仅是作者写这部书的缘由，不仅仅是两位青年学者思想火花迸发的过程，你读到的是一段不平常的人生经历，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一位事业成功者的艰辛付出，一种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奉献与索取的最好诠释。

（一）

严小龙是1985年底从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按时回国服务的。有一本在中国青年人中很畅销的书叫《中国可以说不》，书的作者与严小龙是同龄人。这本书以“我是如何走进‘亲美情结’的”为题作为全书的开篇，作者宋强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青年大学生对美国的无限向往和崇拜，“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严小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是“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进入大学学习的“七七级”大学生，是七七级大学生中首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是这批留学生中第一个按时回国的留学人员。1985年底，严小龙从美国回到派遣他出国留学的华南农业大学，他的归来，几乎成为全校一条“爆炸性”新闻，因为那时的年青学子，多少人梦寐以求出国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去留学深造，然后拿到文凭，然后拿到绿卡，然后成为美国公民，然后在美国发展事业，因此，在人们看来，出国留学一去不返，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行为，而按期归国者反倒使人感到费解，甚至不可思议。所以，当严小龙“很不珍惜”地离开人民趋之若骛的、富庶的美利坚合众国而重新踏上中国这块相对贫穷落后的土地上时，难怪全校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热点话题久久地谈论。尽管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心态各异，有人不理解，有人疑惑，有人惋惜……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们钦佩这位年青人的选择，赞赏他诚实守信的君子风度，感激他对祖国、对母校的眷恋。也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听说了“严小龙”，并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以后，他曾多次出国进行博士论文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科研，他都把守信诚实作为人生最基本的准则认真践行，每次都按时回来，从不含糊。后来，当我多次采访严小龙时，曾很诚恳地问及他于1985年底第一次回国的原因。因为严小龙是获得硕士学位后就回来的，他为什么不拿到博士学位后再回来呢？这一直是我当时心中的一个迷，为了解开这个迷，我向他问及了这个问题。严小龙告诉我，当时他的计划也是希望申请延长留学期限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服务，他之所以1985年回来，首先是教研室工作的需要，再就是导师的理解。

1985年，在美国留学的严小龙准备在拿到硕士学位后申请留在美国继续深造，这时他收到了连兆煌、卢仁俊两位老教师以教研室名义写给他的信。信上说，华南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刚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一个植物营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这固然是一件大喜事，但教研室却面临着困境，两位老教师告诉他，硕士点批准了，研究生招来了，可学位课程却开不出来，他们以征询意见的口气问他是否能回国把学位课程开出来。继续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是每一个远渡重洋求学的学子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和难得的机遇，可是严小龙深知，最真切关爱他的老师如果不是出于对学科发展的忧虑，是不会出这样的难题让他去选择的。因为华南农大土化学科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后来却因种种原因未能使学科继续在全国保持排头兵地位。振兴和重塑学科的辉煌，是严小龙和他的老师们的共同心愿。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无论对促进学科上水平、上层次，还是对稳定和吸引人才，都是一次新的转机。严小龙读完这封信后，几乎是没有作过多的犹豫，就把他准备回国的原因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导师、美国加州大学的爱泼斯坦教授。这位有“现代植物营养学鼻祖”之称的国际权威，在严小龙成为他的研究生之前，一直是只招收博士生，是严小龙言辞诚恳的自我推荐信和在信中表达的对植物营养学科的热爱和对教授本人的景仰，打动了这位即将退休的老科学家，他破例收下了严小龙，使严成为他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位中国留学生。两年学业下来，教授对这位聪颖、勤奋、好学、踏实的中国留学生甚是喜爱，打算不遗余力地把这位中国留学生培养至博士毕业。当他知道严小龙放弃继续攻读学位准备回国服务的原因时，教授很支持他，也很感动。其实，美国许多正直的科学家真正欣赏的是那种热爱自己的祖国，学成后不嫌母亲贫穷并愿意回国的留学生。我当时听了也感到两眼潮润，那时严小龙才25岁啊！尚未进入恋爱季节呢！不是国内有什么亲情让他牵肠挂肚的。况且在当时，国家对出国留学生的管理还在摸索阶段，没有对公派留学生实行签约、担保等办法，后来实行这些办法，也是鉴于公派留学生回国率不高不得已而为之。一个25岁的年青人能在这么高的程度上认同集体价值观，能把教研室的工作需要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为了国内学科的发展可以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啊！

说到对集体价值观的认同，严小龙告诉我，真正把他引进植物营养学这块奇妙科学天地的是卢仁骏老师。大学三年级时，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卢老师给他们上《农业化学总论》。这门看似枯燥的课程被卢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充满无穷奥妙，同学们佩服教授渊博的学识，喜欢听他的课，如饥似渴地向他求教。因为卢教授待人非常随和，从不摆师长架子，做毕业论文时，许多同学选了他的题目，严小龙便是其中之一。在七七级那个年龄差异极大、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大学生群体里，十七岁就考上大学的严小龙在班上年龄最小，成绩却最突出，卢教授认定这是一棵好苗子，有意识地引导他读了许多植物营养学方面的中外文资料。正是从这些文献资料中，严小龙走进了一个新世界。他迷上了植物营养学这门学科，并自信能在学科领域中成就一番事业。八十年代初，能被学校选中留校任教，是令毕业生们深感自豪的就业首选。严小龙以优异的学业，不凡的志向，踏实的品格，获得了这份殊荣。教研室的老师们对这位年青人寄予厚望，作为一个团队，他们希望在自己的手中，能重新再现土壤农化学科曾经有过的辉煌。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人才断层，后续力量薄弱，学科发展青黄不接的危机比其他学科更早凸现，研究室的同事们包括有名望的老教师对他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他们期望这个年青人能为学科的发展创造奇迹，能让华南农业大学的植物营养学科跻身国内乃至国际先进行列。正因为如此，远在美国留学的严小龙接到教研室那封信时，是深深懂得其中包含的期待和厚望的份量的！

严小龙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是，1986年，全国首届植物营养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时的严小龙还只是一名助教，既不是学术骨干，更不是学科带头人，在植物营养学界尚无名气，自然是无资格参加这样一个学术盛会。当时的系副主任连兆煌教授破除论资排辈的思想，硬是把没有出席会议资格的严小龙带到北京，把他介绍给植物营养学科的老前辈。根据专家们的提议，大会破例安排这位年仅26岁的年青人在大会上发言。借此机会，严小龙向同行专家们介绍了美国爱泼斯坦学派植物营养遗传改良的学术思想，引起了我国植物营养学界老一辈专家的浓厚兴趣。孙羲、彭克明、毛达如教授等恳切地告诉他：植物营养遗传改良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希望严小龙在国内开拓这方面的研究。这件事对严小龙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感到了老一辈科学家对学科发展的戚戚关怀，对年青人成长的真切关爱，对无名小辈的无私扶掖，更坚信自己回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有一片诱人的科学处女地等待他去开垦。

（二）

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处女地往往存在于学科边缘的交叉处，用植物营养学专家、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毛达如教授的话来说；“严小龙的研究是植物营养学和作物遗传学两个学科的交叉，这也是现代农业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从植物营养学来讲，开创了一个植物营养遗传的新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国外正在发展，国内还是刚起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领域呢？我们可以把严小龙的研究工作讲得通俗一些。植物营养学是研究植物“吃”什么和怎样“吃”的学问。打个比方吧，不同的人在摄取相同的营养食品时，吸收和同化的能力可能是不同的。有的人尽管自幼生活在贫穷的环境里，吃的是粗茶淡饭，可却长得“牛高马大”，而有的人尽管饱食终日，营养丰盛，却瘦骨嶙峋，这可能要从遗传因子的角度来解释了。植物亦是如此。因高温多雨，南方的土壤多为瘦瘠的酸性红壤，对植物生长提供的是营养不良的土壤环境。是不是有些遗传因子可以导致植物在南方瘦瘠的红壤中也能长得“牛高马大”呢？在传统的植物营养学中，为了让植物“吃”得好而获取高产，主要是通过外部环境即通过施肥改善土壤营养条件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这当然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资源消耗。但如果通过遗传改良的途径，筛选一些高效率利用土壤营养的作物品种，即会“吃”、会吸收的品种，在同等肥力的条件下获得高产，对科学家来说，显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严小龙的导师爱泼斯坦等人比较早就开始致力研究的重要课题。1983年到198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严小龙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其导师在植物营养遗传改良方面的进展。他一边求学一边就在想：我们南方多是瘦瘠缺磷的红壤，假如能通过遗传改良的途径，用生物技术的手段把耐瘦瘠的基因导入南方作物品种，以植物遗传资源代替或补充传统改土、施肥所需的能源和化学资源，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说不定又会导致另外一场“绿色革命”呢！回国后他利用各种机会把爱泼斯坦学派的植物营养遗传改良学术思想系统地传播到国内，并在华南农业大学通过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开始了艰难的起步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严小龙深知涉足两门学科的结合点，必须具备双学科的理论修养和实验技能。他感到自己急需掌握遗传育种学知识。可他当时主持的几项课题研究正在进行中，扔下课题去读学位不是他的作风。幸而学校给他提供了一条中美联合培养的路子。1988年至1990年，他在中科院院士、著名遗传育种学家卢永根教授和植物营养遗传学家连兆煌教授的指导下，在国内修读了9门博士学位课程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后，于1990年赴哥伦比亚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利用那里的菜豆种质库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期间他还得到了CIAT植物种质资源专家贝比博士和美国宾州大学植物营养学教授林奇博士的指导。1992年底，严小龙用近两年时间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后再一次按期回国。已具备双学科修养并熟知国外研究动态的他，更是如虎添翼。他把与国际热带农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的“植物营养遗传改良”研究成果带回国内，开拓出植物营养学和作物遗传学两大学科交叉的新领域。其研究工作引起了农业部、教育部等的高度重视。近几年来，他先后主持完成了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国家重大基础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子课题、美国麦氏基金合作项目等重要课题，在如下研究中取得了较大进展：1、首次建立水稻“种子植株—愈伤组织—再生植株”耐盐研究系统，阐明盐分离子吸收运转与水稻耐盐性的关系，提出水稻耐盐性“子性状”新概念，据此进行了重要子性状的遗传分析及QTL定位，为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先进育种技术改良稻耐盐性提供了依据；2、通过多年大量的田间、温室和实验室试验，对菜豆耐低磷核心种质进行系统评价，鉴定到了与磷效率密切相关的形态和生理生化指标，并在分子水平上初步定位到了根形态和分泌物的QTLs，为菜豆磷效率的遗传改良打下了基础；3、率先开展磷诱导根构型变化的根系生物学基础研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创建了营养袋纸培等系统，模拟根系在土壤介质中的空间分布，并通过计算机扫描和图象分析技术结合计算机模拟方法尝试定量测定根构型性状的各项参数，探讨了豆科植物根构型的遗传差异、生理调控机理及其分子生物学基础，从分子水平上证实植物根构型与磷吸收效率密切相关。迄今已在《科学通报》、Plant    Physiology，Plant    and   soil ,Crop  Science等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有25篇论文被SCI或ISTP收录，被SCI和CAJR引用150多次，有20多个国家的数百位学者来函索取论文和进行交流。近年来8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其中6次作大会报告或特邀报告。

（三）

严小龙是新学科领域的开辟者、开拓者。开垦科学的处女地，不能靠一个人独打江山，靠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孤军奋战。但有几年的时间，严小龙均感到了这种孤军奋战的现状非常不利于加快学科的发展，不利于缩小与国外研究的差距，为此，他深感焦虑。记得是90年代初，他曾充满忧虑地对我说，植物营养遗传改良的研究在国内虽然已经开始起步，但由于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许多人不了解它，或者对这门学科领域的意义认识不足，在研究中他总有种“孤军作战”的感觉。他说，要缩小我们在这方面与国外的差距，必须有更多的研究者一同来耕耘这块充满希望的科学园地。1990年，一位本文序言中提到的、从德国留学归来、名叫张福锁的博士，经严小龙介绍，义无返顾地也走进了这块科学园地。从此，对研究力量不强，难以促进学科加快发展充满焦虑之情的严小龙，放眼去看自己开辟的那块新园地，不再是满目荒芜，耕耘者寥寥无几，而是不断有新的、更多的、实力更强的新来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并肩战斗，携手合作。其中，张福锁博士就是一位很有实力的研究者和合作者。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植物营养学界，南方的严小龙，北方的张福锁，率领各自的科研团队在这片新的科学园地里奋力耕耘。在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严小龙和他的科研团队，提出了通过改良作物根构型特性来改良作物磷效率这样一条新思路，这是一个既有我国特色，又结合了国际科研前沿的研究课题，因而不仅得到了国家多项重要科学基金的支持，更于2001年从全世界400份申请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美国麦氏基金83.5万美元的资助，成为最后入选的15项资助课题之一。而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一批年青有为的博士，在张福锁教授的带领下，也在植物营养遗传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两支以高层次、高学历的年青人为主体的科研团队并肩作战。这边是突出南方热带、亚热带特色；那边是立足北方现代农业生产实际。南北结合，相得益彰，使学科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让我们由此引出一段两位年青学者的友谊佳话。那是在1990年初，在德国霍恩海尔大学获植物营养学博士学位的张福锁留学归来。正值而立之年的张博士只是回来想看一看，是否留在国内尚未拿定主意。他并不想图什么，只图回国后确有一番天地、有基本的条件、有良好的环境氛围和发展空间让自己充分施展才华。就张博士涉及的专业领域来看，其随时都可再出国门并到国外去寻求发展。张博士于2月份回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农业大学，打算先干干再说。5月份，张博士在北京初次结识了一位来自广东的年青人，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严小龙。严完全不似张博士印象中“大众化”的广东人，当然更不似戏剧小品中脸谱化、格式化了的满脑子生意经的广东人。恰恰相反，与严小龙几番交往，张对严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谦以待人，虚以待物，言不及利，淡泊明志,为人低调的谦谦君子。第一次见面时，严是中美联合培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张比严年长一岁，头上正顶着令人眼羡的“洋博士”学衔。刚与严交谈了几句，他一下子就感到他们之间有太多太多的共同之处。两个人的经历是如此的相似，学识水平是那样的接近，人生观、价值观是如此的吻合，对促进对国内学科的发展都报有强烈的愿望。那时的张博士家眷尚在陕西，他索性把严小龙请到家里去住，两位年青人彻夜未眠，兴奋不已。这一天晚上相见的情景被记述在后来俩人合著的《植物营养遗传学》一书的“前言”里：“不知道什么力量驱使我们彻夜长谈和交流，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说不完的话题，争不完的问题：植物营养学、遗传学、农业科学；德国的啤酒，美国的肯德基炸鸡；社会、政治、人生……信息在传递、观念在渗透、思路在形成。在这静静的夜里，我们‘侃’了植物营养植物遗传的交叉点，‘侃’了植物营养特异性指标、植物营养遗传资源等我们尚不完全的术语……。没想到这样一‘侃’，我们在国外几年含辛茹苦掌握的一点知识会在中国土地上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些“火花”，照亮了他们的研究方向，成为他们今后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

与张博士的一夜长谈，困扰严小龙多年的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突然消逝，眼前这位张博士，将会是那块新科学园地的共同耕耘者，将会是他人生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亲密挚友。如果说，1990年刚从德国回来的张博士对国内植物营养遗传学科研究的进展尚不完全了解的话，而1985年回国并正在主持几项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的严小龙则是以一种立足于国内的务实精神，并充满信心地向张介绍了植物营养遗传学的前景，以及其研究成果可能会对中国农业发展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意义。这无疑给尚在犹豫的张博士一个有力的点拨，一个值得留在国内大干一场的启示。从严小龙那种谈及事业的语气和表情中，从他那充满信心的热情介绍中，张博士不仅看到在国内确实大有可为，他的事业在国内确有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且还看到了耐得住清贫，不惧怕艰苦，一心只想使祖国富强的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内大有人在。后来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张福锁教授逢人便说，是严小龙下决心促使他留在国内的。时光一晃过了十余年，北方的张福锁，南方的严小龙在同一块科学的不同领域奋力耕耘，各自取得了丰硕成果。张福锁教授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译）著、教材共7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100篇；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第三届全国青年科技奖、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等。最近他和严小龙一道被当选为国际植物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那次长谈还促成了他们后来亲密无间的合作。每年张福锁都要邀请严小龙到中国农业大学去作学术报告，他还要求他的研究生有问题都可以向严小龙请教。严小龙去中国农大，不仅是去讲学，还和张教授一起指导中国农大植物营养学科的研究生。

（四）

严小龙教授常说，当今科技发展已不可能让某一个人独打江山，大多数科研课题都需要有不同学科的科技人员共同合作，因此培养合作的意识和习惯对研究取得成功尤为重要。严小龙是华南农业大学植物营养学学科带头人，作为研究室、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以其正直、公道、谦逊、宽容、诚恳的人格力量，团结好老中青三代人，充分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共同研究改进教学工作。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严小龙教授表现出极为良好的合作精神。他主持的数项研究课题是跨教研室、跨学科、跨院系甚至是跨校、跨国的合作研究，无论是在经费的使用上，还是在论文成果的署名上，他都处理得很公正。讲大局、讲团队精神，是严小龙一贯的做人原则。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小团体与大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他总是以集体利益、大局利益为重。在申请一项973项目时，为了争取项目申请成功，他在与其他单位的合作中，不争头，甘当配角。他这种高尚的道德风范，既赢得了老一辈教师的普遍赞赏，也得到青年教师的高度认同。目前，在严小龙教授的提议和积极筹建下，由他担纲的“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已聚集了一批涉及多学科领域，包括植物营养学、分子生物学、作物遗传育种、农业工程、植物生理、环境保护等学科的学者，一起开展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团队精神、协作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严小龙这种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可以说与他身上那种特有的天赋秉性和品德修养密不可分。虽然他留过洋，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年纪轻轻成就卓著，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可你在他身上丝毫找不到一点那种张狂、自大、傲慢、浮躁的影子，相反，他总是那么谦逊、随和，在无关大碍的小事上从不与人计较，更不会议论同事，贬损别人，很有一点那种不彰人丑，不扬己美，誉不足喜，毁不足悲的儒雅风度。他的胸怀，他的相容性，他的淡泊名利，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1996年底，严小龙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此时严小龙已36岁。36岁晋升教授，尽管是破格的，但在当今对出类拔萃的年青人充满了机遇的中国社会来说，二十几岁就晋升教授、研究员的幸运者可以说不乏其人。因此对严小龙破格晋升教授确实没什么值得好渲染的，也不具备可炒作的新闻价值。但问题并不在于此，并不在于华南农业大学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过于刻板或者说华南农业大学缺少慧眼识人才的“伯乐”。1993年，还只有讲师职称的严小龙第二次按期回国作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其中方导师、当时的校长卢永根院士曾说过：严小龙有条件破格晋升教授。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严小龙获博士学位以后提出的晋职申请是副教授。有人问他为何不申请晋升教授，他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暂时还没有那个实力，再说晋职总是早晚的事，早一点晚一点并不是很要紧。严小龙出席学术会议与国内年青的同行相遇，比他资历浅的不少年青人都晋升了教授。这些年青气盛的同行对他劝说道：你的谦虚固然可贵，但对学科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政府机构和专家们在审议课题申请时，是很看重职称的。张福锁教授在我对他进行电话采访时对我说：“严小龙是我在国内同行中所见到的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不仅是指他的学科造诣和学术修养，还包括他的人品。”

写严小龙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一位曾较深地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并亲身感受了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的中国青年人，一位在物欲横流、讲求实惠的社会转型期形成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现代青年人，一位生于斯、长于斯，受商品经济大潮汹涌冲击最强烈的广东青年人，怎地能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对待物质享受？怎地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名利追求？这或许可以从严小龙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从其国内外导师对他的影响中找到一点答案。

严小龙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从颇有才华的父亲那里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懂得了腹有诗书自然会赢得尊重的道理；从乐善好施的母亲那里懂得了施人勿念，受施勿忘是做人的美德。严小龙兄妹曾跟随他们因“出身不好”被下放到农村的母亲,在乡下渡过了一段少年时期。那时，一家五口仅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过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尽管如此，严小龙的母亲还经常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米、一点盐之类去接济比他们还要困难的农民，还不时用家里一台旧缝纫机无偿地帮助农民们缝缝补补。农民们也用他们最质朴的语言，表达他们对母亲的感激之情。从母亲这种助人为乐的美德中，严小龙懂得了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人世间还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精神上的富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和彼此信任。当我问到美国的价值观对他有什么影响时，严小龙说，不要以为美国人都是一个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是利己排他的个人主义者，我看到的一些美国学者也有一些是很无私、很有奉献精神。我的导师爱泼斯坦教授，从五十年代住进一套房子以后再也没有挪过窝，他把省下来的钱捐献给社区修建图书室和其他公益事业；许多相当于中国一级教授的美国教授也是骑自行车上班，而且工作相当投入，也不为什么利，不图什么报酬。我的导师卢永根院士、连兆煌教授生活过得很简朴，都是很不看重物质享受的；我身边的许多老教师，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许没攒下什么钱财，但我认为他们并不贫穷，他们其实非常富有。

听完严小龙这番话，我确实体会到一个人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假若一个人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严小龙也好，张福锁也罢，就不会选择回国教书做学问这条路了。严小龙曾说他自己“很传统，很老套”，其实我不以为然。在严小龙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传统美德中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一种“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种“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精神在一代中国年青知识分子身上的延续。我也看到一种美国式的敢于开拓、勇于冒险的精神在新一代留学回国者身上的体现。共和国的宏伟大业，需要有许许多多有为的年轻人去用点点滴滴的实绩去支撑、去夯实！严小龙也好，张福锁也罢，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这样一代人，完全可以象他们的导师那一辈人一样，通过他们的血和汗使中国走向强盛，民族实现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