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农事农，宝岛台湾初露锋芒

1921年9月16日，梁子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沿江乡浪冲村。他的父亲是古巴华侨，小时的他，跟着母亲干家务农活—喂鸡鸭、拔秧莳田、收割打禾。少年时期的梁子超，快乐地过着朴实和充满野趣的田园生活。或许是父亲早年东渡大洋的不平凡经历感染了他，使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具有好奇的精神，也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对生活，总怀着乐观的精神；对自然，总有着特殊偏好；对陌生的世界，勇于探索，渴望发现；在科学领域里坚忍不拔地探寻，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943年，梁子超在广东省台山县，考入岭南大学。先入文学院（在韶关仙人庙），一年以后，转入农学院。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岭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前夕，正好台湾的台糖公司甘蔗研究所到岭大招人，他应聘而去。一个涉事未深的年轻人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也许这一步的目的未必那么明确，而生活和事业往往就这样开始了。

在台糖公司甘蔗研究所的两年里，他潜心从事甘蔗育种的研究工作。在这期间，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闻先生赴台讲学，梁子超旋即师从于李先闻院士。在这位学术权威的严格指导下，开展基础技术的研究，获益殊深。在1948、1949年与李先闻合作发表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在这里，他选定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奠定了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基础。

回大陆，潜心高等教育

1949年，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乘风破浪，解放全中国的曙光照亮祖国大陆，国民党蒋介石溃不成军，纷纷逃窜台湾，向隅一方，台湾局势动荡。梁子超审时度势，毅然离开台湾，奔向光明的大陆，回到母校岭南大学农学院任教。

他被安排在林孔湘教授领导的植物病理学研究室。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部分）合并成为华南农学院。1958年，根据林业部的建议成立广东林学院。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广东林学院和湖南林学院合并建立中南林学院，……在历次变迁中，梁子超始终没有离开植物病理学这一科学领域。在这一时期，他踏踏实实地从事教学，先后担任植物保护系的《普通植物病理学》、农学系的《植物病理学》和林学系的《森林植物病理学》的理论课、实验实习课和毕业生指导等全部教学工作。

下列活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成长。

1958年，已近不惑之年的梁子超接受挑选，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华南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安排在植病真菌专业组并担任组长，同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研究单位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一起，辗转于莽莽苍苍、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足迹遍及广西、云南、广东和海南等地。其中，十万大山的考察队最具魅力。他在自传式的著作《求知人生》中这样描述：十万大山一部分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这里与越南和我国的云南省交界，以往人烟稀少，平均海拔1000米，最高1462米，它东起钦州，西到宁明和越南，东西山脉长137公里，南北宽40公里，绵延400余峰，以前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境内基本维持原始状态的热带雨林，古木参天，林海茫茫，沟壑纵横，溪流潺潺，群山连绵，雄伟峻秀，蕴藏着丰富、繁多、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和物产资源，到处无山不绿，无峰不秀，无石不奇，无水不飞泉的景致，是一个封闭的神秘之地。他带领小组成员每天常步行百里，不停地观察、采集、分析，餐风宿露，历尽艰辛，一直坚持了两年的科学考察。那时候，梁子超已经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他微驼而结实的身躯，你可以领略当年他带领100多人，辗转跋涉于原始大森林中的气魄和风采。两道智慧的粗眉弯而渐淡下去，融合了男子汉的刚劲和文人的儒雅，目光平和而坚毅，仿佛拥有对一切事物的穿透力。两颧内侧有数点浓厚的褐斑，如此均匀、自然，仿佛凭上帝的旨意随意泼洒上去，来增添这张面孔的力度和豪气。”这次考察既使他饱览了华南的自然风光，又使他获得了华南生物资源第一手详尽而宝贵的资料。在这次考察期间，根据科学考察的目的，广泛收集当地的自然概况，了解植病真菌情况，收集植病真菌标本，初步鉴定它们的种类，分别写成报告，最后汇总成了《广西西南部植病和真菌资源考察报告》^[3]。由于成绩突出，他获得考察队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

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制备了大量的森林植物病原标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丰富的教学经历和坚实的科学考察研究充实了他智慧的头脑，植病方面的知识不断广泛和深入。1959年，科学考察结束后，他回校任教，担任林学系副主任职务，参加华南、西南区高等林业院校《森林病理学》教材编写。1965年他主编《森林病理学》讲义。1978年参加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编写的《中国森林病害》，并被聘为编委和华南大区组长。1979年又参加北京林学院林学系主编的《森林病理学》教材的编写，他还参加编写了《全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南方森林病害》（该书荣获1994年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广东森林.森林病害》、《中国森林.南方森林病害》等著作。

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本专科大学生。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91年退休时，一共培养了14名硕士研究生。1996年荣获华南农业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光荣称号。

瞄准生产一线   科研硕果累累

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梁子超渐渐找到了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形成了自己的特长和特色。林业被人们称为绿色的事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产业，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曾说最爱看的书是《可爱的中国》，他把这种爱国情怀维系在自己所从事的林业高等教育和林业科学研究上。林业生产中的问题，常常是他开展科研的着眼点和切入口。木麻黄、桉树和松树是我国南方的三大造林树种。根据“中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规范，到20世纪末，我国东南沿海防护林树种将木麻黄作为一个重要树种，在全国的造林工程中桉树作为速生丰产树种也正在大力发展，松树更是南方各省造林绿化常用的先锋树种。梁子超瞄准这三大树种，在森林病理研究方面，用睿智的眼光和坚实的科学实验，写就了一篇篇有广泛实用意义的科学论文，在林业科学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

木麻黄青枯病在20多年前经常在沿海地区短时间内造成万亩以上的木麻黄死亡。上世纪80年代初，梁子超主持了国家林业部的“七五”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木麻黄速生抗病无性系及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他带领着有关同志和研究生对病树进行长期的观察、分析、实验，并且不断地深入沿海林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一方面，他对木麻黄青枯病病原（包括小种和菌系）进行正确的鉴定，为选育抗病无性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从各地采集木麻黄自然杂交的优势杂种进行筛选，先选其速生性，再选其抗逆性，建立了一套木麻黄抗青枯病无性系的筛选方法，同时研究出一套技术先进、方法简单、易于推广的木麻黄小枝水培繁殖方法和选育出速生抗病无性系四个。他还探索了木麻黄抗性与细胞膜透性及过氧化物酶同功酶的关系，搞清了木麻黄组织抽提物主要抑菌成分属于黄酮类物质，以及该物质对青枯病菌的抑制作用及其抗病性的机理。他利用木麻黄小枝水培繁殖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培养繁殖了大批速生抗病的苗木，在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等省区推广了3200公顷（4.8万亩），获取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88年9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植物病理学研讨会。10月，又在广州召开的“澳大利亚树种在中国的利用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梁子超用30分钟简明扼要的发言，使许多国内外专家为之耳目一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他主持的“木麻黄速生抗病无性系及快速繁殖技术”的研究，1991年顺利完成，通过鉴定，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后，列入1992年国家星火计划重点项目，1993年国家科委农村司、林业部科技司和造林司在深圳召开了成果推广应用现场会议，大力向全国各省推广应用。据1989年—1996年广东省的不完全统计，种植木麻黄无性系5300多公顷（8万多亩）。1994年—1996年为了推广木麻黄无性系，梁子超三次赴越南，在越南清化、广宁、广治和广南四省推广种植了近40公顷（限于经费的投入）。林业部的评审专家在该项科学技术研究成果鉴定书上说：“本研究选题针对性强，设计周密，研究方向正确，数据可靠，技术先进，属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该研究成果对中国森林病理的发展有开创性的意义，解决了木麻黄抗青枯病问题，为东南沿海林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对松树梢枯病进行了研究。1977年在广州市白云山发现此病，受害面积70多公顷（1000多亩），严重受害面积70多公顷（1000多亩）。松树作为先锋树种，在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种植面积很大，此病蔓延将对森林植被带来严重后果。然而关于本病病原却众说纷纭，广东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曾在白云山山庄召开会议进行研讨，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会后，梁子超主持了该项研究，他和研究生一起，经过四年的艰苦探索研究，终于弄清了这是一种引进的外来病害，鉴定了病原，研究了发病规律和防治方法。该项研究获得广东省科委科技进步四等奖。后来他又进一步研究此病和褐斑病。研究结果广泛应用于广东、湖南、江西和福建等省的湿地松和火炬松等树种上。

他还对桉树茎腐病和青枯病进行了研究。桉树是世界性速生丰产树种，广泛用于造纸和生产纤维板，近年来种植面积越来越大。1986年以后，梁子超在湛江雷州林业局的林场和海南发现严重的茎腐病，并对此病进行研究，发明了“桉树水培繁殖法”，有效地预防了桉树苗期病害。1992年申请并获国家批准成为发明专利，科研成果获得广东省林业厅科技进步二等奖。

梁子超教授还在生物防治林木虫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对白僵菌防治松毛虫的研究、对芽枝枝孢霉在柑桔红蜘蛛的寄生性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梁子超在植物病理学方面的贡献，中国农业大学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中科院院士裘维藩教授和华南农业大学赵善欢教授、院士推荐梁子超教授作为第七届陈家庚奖（农业科学奖）候选人。在推荐的意见书中，裘维藩院士中肯地指出，“我国从事林木病害防治研究者较少而其病害的为害甚大，因此，梁教授的贡献是突出的。”

梁子超被人们誉为“森林医生”当之无愧。

曲折道路 豁达人生

在我接受写他的传记的任务时，梁子超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这时，他已在筹划写自己一生经历的小册子——《求知人生》。和他年龄相近的夫人戴品初老师总和他一起乐哈哈的招呼我。回忆往事，他记忆清晰，娓娓道来；谈论生活，他们乐观豁达，宽厚敦和。我总在寻思，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上，他们这一辈子的人总是那样地严谨刻苦，同样看似平凡的工作，却硕果累累，而他们的经历却不见得那么一帆风顺，为什么他们那么乐观和蔼？

后来他的小册子成书出来了，我反复拜读，细细品味，我真切地感受到，对于他的人生，他的经历，对事物的看法，总透着一股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淡泊名利、豁达人生的芬芳。

将近不惑之年的他，肩负重任，踏上科学考察之路。尽管工作繁重，日行百里，但他却不忘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陶冶自己的情性。他书中写道：在行进中，有时路经山中河流，山回路转，鱼戏浅水，沿河风光别生风趣。在考察中，有一次与动物组的同行，他们在住处门口打了几十只麻雀，立时拔毛做菜，大快朵颐。又写道：对于当时的工作，记得有人在考察队指挥部南宁的明园写了一首诗：“北国冰封南国春，芭蕉木瓜处处新，离别家乡千万里，明园佳肴解乡愁。”在“文革”期间，正是那“农业大学办在城里，让他见鬼去吧”的年代，他去粤北山区乐昌县九峰山“下放劳动”，在那里的艰苦环境，很多人都记忆犹新。他回忆时说，乐昌基地是农学院的实习农场，房舍依山傍水，倒也十分清幽，因为房间很多，我们独居一室，白天劳动吃饭，晚上关门独处，欢声笑语，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乐昌基地不远处是乐昌九峰，夏日清凉，有小溪，流水潺潺，水中有小卵石，晶莹可爱，沿溪行，深入谷地，如入桃源，再不愿出山还俗矣！还赋诗一首永志：“零下二度寒气降，廖廓江天万里霜，南国瓜菜分外绿，这里山河好风光”。由此可见梁子超教授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之一斑。

梁子超的经历，正如他的同辈人那样并不那么平坦顺畅，最使他难于忘怀的年代莫过于“文革”时期坐牢、审查、批斗和下放劳动的事了。1967年某天，已是“臭老九”的他被送进了石井监狱，升级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沈鹏飞、罗彤鉴、李康寿、李华、邓庄、张肈骞等几个“权威”和“走资派”关在一个牢房里。后来从石井监狱回来后，学校贴满了大字报，他被带到课室跪下接受批斗，只听到周围声声高喊“打倒梁子超”的口号，《南方日报》还以头条新闻作了报道。尽管这些苦难不堪回首，但他回忆这些往事时，并没有丝毫怨恨左右上下的情愫。对于牢狱之苦，他只淡淡地表述说：“平时自由活动，劳动惯了，不觉得可贵，现在可就领略到不自由、静坐、不劳动之苦了。”

梁子超在行政管理和群众组织、政治团体等方面先后担任了一些职务，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他曾担任林学系副系主任，分管科研和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工作。1985年~1991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民盟会员，曾担任广东省民盟总支主委，盟员全国代表。也曾担任学校工会文教委员等等。他对待这些工作是非常认真的、积极参加其中许多活动和决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对待名利却很淡然。他说，“伊索寓言有说，你是鸡就在地上行走，你是鹰就在高空中飞翔，这不是命运，我说是性格使然。”对于名利，他的态度是“没有必要劳心劳力去钻营”。他常用唐代文豪韩愈的诗来诫勉自己：“草树知春不久归，万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为解漫天作雪飞”。对于辉煌与平凡，对于曲折与顺畅，他强调的是适时际遇，顺乎自然——“事如芳草春常在，人如浮云影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