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滔，男，1936年11月生，广东大埔人，中共党员。1960年本科毕业于广东林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广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9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植物学会和广东植物学会理事，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华南农业大学植物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植物学科学术带头人。李秉滔教授毕生从事高等农林教育并致力于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研究，主攻高等植物夹竹桃科、萝摩科、番荔枝科、腊梅科、大戟科、马钱科、攀打科等的系统分类和进化研究，发现植物新种新属等新分类群255个，有24项科研成果获奖。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1996年获“南粤杰出教师”光荣称号，199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证书。

引 子

1996年5月，《南方日报》广东画报社的资深摄影记者姜锋，从有关报道上读到李秉滔教授的先进事迹后，深为李秉滔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这位敬业精神极强、曾经沐浴过解放战争硝烟战火洗礼的老战地记者，一样地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辞辛苦地背着笨重的摄影器材，一再婉言谢绝学校提供的交通帮助，自己骑着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从市里赶到学校来，以学校长岗山自然保护区为背景，以李秉滔教授那摆满了书籍和植物标本的工作室为衬托，摄下了一组反映李秉滔教授教学科研活动的照片。

这组摄影作品刊载在1996年第5期《广东画报》上。其中一幅以“踏遍青山人未老”命名的主题作品，生动地再现了这位科学家勤恳耕耘、苦苦求索的艰辛人生。画面上的李秉滔头戴草帽，身穿雨衣，肩背标本采集囊，手握组合标本采集剪，跋涉在“深山野林”中。那溅满了泥浆的雨衣、那发黄的旧草帽、那褪了色的帆布背囊，似乎向人们展示了李教授一生历尽的风雨沧桑；那密密的丛林、绿色的宝藏，似乎在牵引着这位植物分类学家的魂魄，不惧艰险地无数次地闯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原始丛林、自然保护区，去进行无止境的科学探索。画面上，他那深邃的双目透射着一位探索者对发掘祖国植物宝库资源的执著追求，他那经历过无数风霜侵蚀的面容洋溢着一位事业成功者以苦为乐的欢笑……摄影家以独到的艺术视角，把李秉滔教授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和艰苦历程，高度浓缩、定格、镌刻在这历史的一瞬间。透过这一瞬间，我们看到李秉滔教授四十多年学术生涯的每一步足迹，无不都浸透了一个浓浓的“苦”字；透过这一瞬间，我们还看到李秉滔教授发现255个植物新种新属的每一次欢欣，无不都蕴涵着“艰苦奋斗”的不朽精神。

（一）

1936年11月，李秉滔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留田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这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边远山村。据老人们说，客家人的祖先多从中原发配流放迁徙而来，为躲避战祸，他们漂泊到这个远离城市中心的僻静之地安顿下来，开荒种地，繁衍子孙，既延续着血脉，也传承着古老的农业文明。他们在带来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与当地风俗人情融合，形成了客家人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淳朴民风，其中崇尚教育的风气熏陶和激励着客家子弟，使他们自幼就懂得只有刻苦读书方能出人头地的道理。在李家，李秉滔的父母一共生养了九个孩子，李秉滔排行第七。一家十几口的生计全靠父母用勤劳的双手经营着几亩薄田，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李秉滔的父母以及他的兄长们，秉承客家人吃苦耐劳、崇尚教育的优良品性，让天资聪颖、成绩优良的李秉滔在村上的小学和镇上的中学，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李秉滔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村子离大埔县城到底有多远，他只听大人们说过，从他们家走路去大埔县城，最快的脚力走一天也走不到。在他上大学之前，他没去过县城，没见过火车甚至没见过汽车，他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大山的遮挡、地源的阻隔，确实挡住了、隔住了绝大多数乡民与外界的联系，但却挡不住、隔不断李秉滔心中那种发愤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高中毕业后，这个自幼生长在边远山村的农家子弟，在苦水中泡大的穷孩子，以一种对农业、农民、农村的特殊感情，更以一种对艰苦行业的无所畏惧，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华南农学院。

1956年9月，李秉滔，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终于第一次走出山村，走出乡野，来到省城广州，来到华南农学院，开始了他的大学求学生涯。走出了山区，考上了大学，却没有改变他家境贫寒的现实。父母亲无力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给儿子准备被褥蚊帐和其他必备的生活用品，因为如果他拿走了家里哪怕是很破旧的被褥，那么他的兄弟姐妹们只能以地作床，以天当被了。李秉滔来学校报到时，只背了一个军用书包，里面只装了一些学习用品和几件旧衣服。班主任见状，问清缘由后，对他的家境唏嘘不已，随即到学生会为他借来了被子、蚊帐、凉席。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象其他同学一样，满怀对大都市的新鲜和好奇，到广州市去转一转，开一开眼界，而是开始靠勤工俭学自食其力。为了完成学业，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大学整整四年，他一边勤奋学习，一边勤工俭学，白天到教室听课、去图书馆看书、做作业，晚上到印刷厂去刻蜡版，刻一张挣四角钱，李秉滔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恐怕与此无不相关，假期他去挑塘泥，去帮工程队测量海岸线……正是靠着勤工俭学挣来的钱，他还清了学校给他买被褥的钱，自行解决了生活和学习所需费用，为此他整整四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乱花过一分钱。

也许是他这种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品格得到了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国家一级教授蒋英先生的欣赏，蒋英教授在他大学毕业后选中他为助手，使他荣幸地得以留校任教。原以为，参加工作了，成了大学助教、讲师了，生活、工作条件都会好起来，也该回家乡看看了。可谁能料到，大学毕业一开始，却也是工作最艰苦、最繁忙的开始，也是担负起家庭、社会沉重责任的开始，他几次想回家看看，都因工作走不开未能成行。一直到1988年，也就是他离开家乡整整32年，他的老母亲去世，他赶回去奔丧，才重又回到了那梦魂牵绕的故土。

在他离家的这几十年里，赤贫如洗的家乡父老需要接济，窘迫的城市知识分子生活压抑着人的许多正常欲望。李秉滔的妻子在从化县当小学教师，家也就安在从化县城，为此学校按规定没配给他宿舍，他只好睡在实验室里。实验室里有一口长方型水缸，他晚上在水缸上搭起一块木板当床睡觉，白天把铺盖卷起来放到实验台下，晚上再搭上木板，展开铺盖，白天再卷起来……这样一睡就是17年！那时教师工资低，大学毕业后一年转正，每月工资61元5角人民币，也刚好领了17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从化，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说远吧他比别的长期分居两地的教师要幸运一些，他可以两个月回去一次，说近吧两个月一次交通费吃不消，他就骑自行车回家。那时的路不象现在宽畅平坦，而是坑坑洼洼，一到雨天泥泞不堪，骑一趟自行车回去，单程至少要花4个小时。当然，与李秉滔同时代的人大都吃过这样的苦，荒唐的政治年代就这样残酷地考验着这一代人的意志，无情的岁月就这样销蚀着这一代人的生命和精力，这种情况一直到了1979年，党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甘霖终于降临。李秉滔的妻子调到了广州，被安排在华农附小工作。但夫妻的团聚，并没有使妻子得到丈夫、儿女得到父亲更多的关爱，作为一位搞植物分类学的学者和学科带头人，他经常外出作科研调查，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不在家，即使回到学校又是忙于教学，又是忙于科研，无暇顾及妻子和照顾孩子，为此李秉滔承认自己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1982年，也就是李秉滔夫妇团聚才3年的时候，他的妻子为了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率儿女离开他到香港定居。他的妻儿苦苦劝他到香港去工作，好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李秉滔很认真地设想了一下，假如要他离开他的学校，离开他的植物分类学事业，离开他已经打下良好基础的研究领域，即使让他住世界上最好的房子，过最富足的物质生活，他也不会感到幸福。因此他一直没有离开学校。

也许是长久的彼此分离已成为习惯，也许是习惯了分离也就淡漠甚至消融了家庭的亲情，也许是事业和亲情在他的学术生涯里早已失去了平衡，也许是人生价值取向的各不相同，也许是命中注定的“苦”字要伴随他的一生……总之，是人们一般难以理解的许许多多的“也许”，李秉滔和他的妻子谁也未能说服谁。他不想离开学校去香港，妻子也不愿离开香港来广州。如今，在广州天河区五山街茶山新村住宅区，在李秉滔那套宽敞的住房里，年过六旬的他依旧孑然一身与灯影作伴，依旧一个人在他的书房里孤单单地独自看书、做学问，依旧一个人在他的小饭桌上孤零零地自个儿进餐，依旧一个人在寝床上独自望着窗外的明月，思念在异地的妻儿……。是的，没有妻儿偎依在身旁的生活是孤独的，可也许恰恰是这种孤独、静思、专注，是这种几乎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他成就了这番事业，也是事业的成功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人们经常看到，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的李秉滔教授常常一个人乐呵呵地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经常独自一人在游泳池充满快意地舒臂畅游，经常在傍晚与一群老教师在住宅小区里谈天说地。他，就是用这种常人难以理解、也难以逾越的一个浓浓的、大写的“苦”字，铸就了自己苦尽甘来的欢乐人生。

（二）

1996年教师节前夕，《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以“蒋英传人”为题，报道了当年“南粤杰出教师”获得者李秉滔教授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李秉滔教授常说，能成为蒋英教授的弟子和助手，成为植物分类事业的传薪人，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幸。蒋英教授那高尚的师品、精湛的教艺、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尤其是他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深深教育了我，影响了我整个的人生。是的，今天在李秉滔教授身上表现出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固然有其自我修行的内在因素，但何尝不是对蒋英等老一辈科学家优良品质学习、传承和发扬的结果呢？李秉滔教授曾在回忆蒋英教授科学业绩的文章中写道：早在30年代，蒋英就率领着科学考察队，深入到贵州、云南的深山老林里调查祖国的植物资源。在野外调查时，他们吃的是简单的饭菜，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住的是破庙和茅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日晒雨淋，天天翻山越岭，碾辗跋涉在60多个县的深山老林或悬崖峭壁之中，发现了许多稀有的珍贵植物。蒋英教授为了寻觅祖国宝藏，整整六个年头没进过家门，足迹走遍了半个中国，采集到植物标本25万份。回望一下蒋英教授的科学献身精神，看一看他的学生李秉滔在今天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科学事业的薪火相传，科学传统的代代承接，对名师的不断涌现多么重要！

李秉滔作为蒋英教授的学生，在随导师深入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的老师蒋英教授及其同时代的植物分类学前辈们倾尽毕生精力，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毕竟他们前半生处在战乱不断的旧中国，后半生又遭遇“文革”十年浩劫，尽管他们殚精竭虑，耗尽心血，想尽可能更多地使中国的植物资源，由中国人自己来发现，用中国人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但终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搜集到较完备的植物标本，这使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因此，在解放前，植物分类学家几乎是外国人一统天下，中国境内80%的植物是由外国人发现并用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的科学工作者，他必须踏着老一辈科学家的足迹，接过他们手中的科学薪火，继续他们未尽的光荣而艰苦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植物分类工作十分重视。特别是1977年，在结束十年动乱，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的植物分类学家继续编写卷帙浩繁的科学巨著《中国植物志》。这是由国家组织的一次对全国植物资源的大调查、大摸底和大清理。它对整理祖国植物资源宝库，推动科学和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李秉滔接到的任务是编写第四十四卷第一分册，该册搜集的是大戟科植物。大戟科植物是一个大科，属种极多，雌雄异株，采集标本时遇不到花期不易分辨，其分布极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要使一部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权威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必须尽可能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现有的大戟科植物搜集入册并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整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当时国家财力有限，所得的科研经费仅有1500元，连支付旅差费都不够！不过，以极低的科研经费，从事极为艰苦的科学劳动，对李秉滔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73年他编写《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夹竹桃科、萝摩科，获经费800元，出书字数68.7万，平均每8个字才1分钱的科研经费，出书后却未拿到1分钱的稿酬；1979年编写该书第三十卷二分册的番荔枝科，获经费500元，出书字数24万；1992年编写该书第六十一卷的马钱科，获经费800元，出书字数13万。这样高效的科研投入与产出比，除了中国的科学家，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国的科学家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那么这样的科研投入与产出比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由于经费紧缺，李秉滔外出采集标本时，乘汽车，坐硬座，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到中山大学、广州图书馆查资料时，他连公共汽车也舍不得坐，从来都是以自行车代步。在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他住的是最廉价的旅馆，最便宜的床位。他经常住在低价旅馆里的走廊上，一夜的住宿费仅为三角钱至五角钱！但不管他怎样节省，靠中科院那点经费是无法完成有关资源调查工作的，有时只得靠着自己的学术声望，一边考察一边讲学。在滇、黔、桂等省区，他是靠着给当地的植物研究所、中医药研究所、林科所等科研单位和林场讲学解决了部分食宿问题。

为了寻找祖国的植物资源宝库，李秉滔去过西双版纳、神农架、梵净山、十万大山，去过大兴安岭、长白山，去过粤北大山区的五指山、天井山，去过黄山、峨眉山，去过秦岭、内蒙草原、青藏高原、新疆，去过中越边境，去过四川金沙江河谷……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的著名大山、林区、自然保护区。有人以为搞植物分类的，能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经常领略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工作中一定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林区、自然保护区和原始森林，大都远离城镇，那里人迹稀少，交通极为不便，生活条件恶劣，道路崎岖艰险，在考察中身背重负，跋山涉水，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李秉滔每到一地调查植物资源、采集标本时，从不要人带路，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向导总是拣好走的路走。李秉滔既不走小路，更不走大路。要想发现植物新种，他知道不能走别人已走过的路。他经常脚蹬高筒雨靴，头带斗笠，身穿雨衣，肩背竹背篓，独个在黑黝黝、阴森森的树林里寻寻觅觅。在他身上带着三样“法宝”：甘草、冰片糖、鸡蛋清。他专注寻找的大戟科、夹竹桃科、萝摩科、马钱科等植物都有毒，遇到不是花期采集它们时，有时需要采下叶子、茎皮或根来尝一尝，尝多了会中毒，这三样东西就是用来解毒的。在云南和海南的热带原始雨林里，专吸人血的蚂蝗从他的衣领掉进身躯里，爬进肛门里。为了调查中国腊梅科植物的原始起源中心和现代分布中心，在湖北的神农架，他闯进保康县的麻风村，是因为那里的腊梅科植物异常丰富。在中越边境的那坡热带丛林中，他发现了一个植物新属，禁不住内心的狂喜要去采集，但边防战士告诉他，说那儿是雷区，踏到地雷便血肉横飞。所谓发现新属，是当你向世人宣布这是一个新属的同时还要出示完整的植物标本资料。眼看一个新属材料映入他的眼帘却无法采到标本，如果就此罢休岂不抱憾终身。李秉滔当时就推想，或许在别的地方能采到这种植物，于是他又在附近仔细寻找，虽然找到了这种植物，但却发育不完全，没有花和果实，采到的是只有叶和茎的植株。他不甘心地向附近村民询问，看看有谁曾经来采过这种植物，经村民的指点，他追踪到南宁中医药研究所采到了完整的标本，并进行鉴定和作了命名。

1986年，李秉滔到四川金沙江畔山谷地带考察回来，到了成都买不到座位号，也来不及办理行李托运，他就背着几大包植物材料上了火车。这年他刚好50岁。此时身为教授的他，完全可以坐飞机、坐卧铺，可他却在拥挤不堪的硬席车厢里站了三天三夜！在摇晃的车厢里，疲惫不堪的他似乎停止了思想，在他迷糊打盹时，在他困得半睡半醒时，占据他整个脑海的、掠过他眼帘的，并不是什么科学发现，而是家里那张简陋的木制单人床，他多想舒展身子躺一会儿啊！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啊！可在这人挤人、人挨人的车厢里，连找一块地方坐一下都是一种奢望，又累又乏的他还要顾惜那几大包植物材料，一路上他细心照料它们，生怕它们被挤坏、压坏。回来的第二天，正碰上一年一度的教工体检，他被查出得了肝炎。1987年，他到北京植物标本馆查资料，一进去就是十天，整整翻阅了24麻包的资料，因为灯光太暗加上灰尘的刺激，他因此得了视网膜炎。1988年，他从广西那坡回来，来不及洗尽旅途风尘就急忙赶到广州参加广东省政协会议，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昏倒在会议下榻宾馆的电梯里。住院一个月，出院后随即赶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第二天又昏倒在人民大会堂大厅。他那总计150万字的论文、专著和译文，几乎全是靠熬更守夜地写出来的。他经常是写到夜里十二点后，次日凌晨三时半起床又接着写。由于科研经费紧缺，他常常舍不得用复印机复印资料，就用手一笔一划地抄录资料、一遍一遍地誊写书稿。那些资料和书稿足足可以装满两麻袋！

（三）

李秉滔是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科学家。他，没留过洋，没喝过“洋墨水”，但他在植物分类学领域的重大贡献，不仅使国内同行，包括国外的同行对他都十分敬重。1978年，当李秉滔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无名小辈的时候，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纠正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的4位植物分类学权威在马钱科植物分类上的错误。这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当时，有一位荷兰学者写信给李秉滔并责难道：你既没有出过国，也没有见过植物材料，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否定权威们的结论？面对这种“文化霸权”似的责难，李秉滔认认真真地、心平气和地、很有礼貌地回了信。他告诉对方说，他虽然没有出过国，但并不等于他就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以学术探讨似的、求真的态度告诉对方，他在中国看到了与之完全相同的植物，他是根据事实作出结论的。荷兰专家回信对李秉滔的答复表示信服，并同意了他的观点。当时蒋英教授称赞他的工作为中国的科学家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声誉。导师万分感慨地告诉自己的弟子说，外国专家向中国专家承认他们的失误，在他的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这件事对李秉滔的影响是深刻的，致死难以忘怀的。他痛切地感到，自近代以来，由于我们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历史发展机遇，曾经在科学文化领先于西方的中国，被远远抛在了后面。直至今日，在学科的许多领域，被称为权威的，垄断着学术研究价值评价话语权的，几乎是外国人一统天下。他，李秉滔，一个在中国本土上成长起来的学者，完全可以凭着我们的智慧、勤奋，不断探索创新，在相应的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此，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作了比较高的定位：作为一名搞学术研究的学者，绝不能仅仅满足于讲几门课，弄几个课题，写几篇文章，来解决提职称问题，而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人的名字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李秉滔以一种对待科学严谨的态度，力求使其编著的植物志尽量减少遗漏并在分类上更加完善，他不仅几乎走遍中国全境，进行了大量的植物资源调查与采集，查阅了全国46个植物标本馆的标本，也查阅了美国哈佛大学、史密松研究所、密苏里植物园和加州科学院等标本馆里的标本和资料，借阅了英国、越南、泰国等国模式标本或参考标本及资料。1992年，受美国哈佛大学等四家单位邀请并由美方提供研究经费，李秉滔赴美国替邀请方鉴定标本和开展合作科研。美国一些大学和植物园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材料，但却有大量植物标本来不及鉴定，于是美国人就从世界许多地方聘请植物分类学家给这些标本作鉴定并开展合作科研。作为一名受邀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他凭着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不仅为美方鉴定了整柜整柜的标本，而且还解决了一些学术上久未解决的难题。当时的哈佛大学植物学系主任波富教授拿出一份植物材料给他看，说56年来没有人弄清楚对该份材料应当如何归类，世界上不少专家都感到难以为其准确命名。他拿过标本一看，正是他熟悉的萝摩科植物，但却是一个尚未命名的新种。波富教授大喜过望，立即请他命名并写成文章很快发表在美国的《新发现》杂志上。波富教授连连称赞：“想不到中国专家水平很高，很厉害，很能解决实际问题！”李秉滔去美国时，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一种植物曾在历史资料中有过记载，但148年来却找不到该植物标本，因此植物学界均认为该植物“失踪”了。他去到美国，推想如有可能找到它，就必须查阅一百多年前的资料，于是，他到了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图书馆。图书馆里灯火辉煌，分不清白天黑夜。他每次进去一查就是十几个小时，累了就在沙发上坐一坐，饿了就在自动售货机上买点食物饮料充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细致的翻寻查找，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所谓“失踪”148年的标本资料，并写成论文公诸于世界植物学界。

搞植物分类的，其研究的基础就是在于对于资料的掌握和占有，这些资料，既要亲自到自然界去采集，也需要从历史史料中去查寻。只有掌握了丰富的材料，研究者的分类才更为系统和完善。李秉滔在美国替邀请方鉴定标本时，一方面希望通过查阅那儿收藏得比较齐全的植物标本来充实自己的研究，这就需要时间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另一方面他又惦记着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这就要求自己能按时回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加班加点地干，“玩着命”地干。在美国的十个月，他从来没有去逛过大街，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标本室度过的。他这种勤奋、踏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率的工作实绩，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赞赏。他们主动提出要为他申请绿卡以留在美国工作，有人甚至要他选择政治避难留在美国，他坚决拒绝了。李秉滔一位在加拿大行医的姐夫得知他是搞植物分类的，对药用植物很有研究，一再邀请他到加拿大与他一道共同经营中药店，对此，他也婉言谢绝了。李秉滔说，当美国人向提议选择“政治避难”留在美国时，他立即想到了1985年，快五十岁的他在党旗下举起拳头所作过的宣誓。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不能没有祖国。我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学校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我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我虽然做了一点点工作，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作为一个中国人，回国服务，报效祖国是起码的义务和责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远忠于党，不背叛党是最基本的准则。

回顾李秉滔教授走过的路，步步脚印都浸透了一个浓浓的“苦”字。古人云：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也说过：苦是甘的代价。李秉滔教授以自己一生的艰苦奋斗，换来了事业成功的喜悦和欢乐。他涉足植物分类学四十余载，共发现植物新种新属等新分类群255个，在国内外发表科学论文12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编著26部。翻开《中国植物志》这样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学术专著，有不少图谱是以“李秉滔”（拉丁文）的名字命名的。他在大戟科等七个科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上被同行专家认为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单就“中国大戟科叶下株亚科植物的分类”这项研究来说，经过他十七年的努力，对这一类群植物的种类、地理分布、经济用途、性状演化和系统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使之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系统。它被同行专家认为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类群植物的自然演化规律，纠正了前人在这项分类上的错误。特别是对重要的草药龙利叶原植物的订正，纠正了中国药典和其他药书沿用了数十年的错误。这些研究成果分别被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学报、丘园植物索引和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学报引用和国内学术刊物采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1979年以来，其共有24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获得的最高奖项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农牧渔业部授予其“部属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师”称号；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证书”；1995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1996年获“南粤杰出教师”光荣称号，199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证书。曾被当选为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追朔李秉滔教授的人生轨迹，尽管其一生曾经历过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劳累、寂寞、清贫和孤独，但它向你展示的是一幅“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人生画卷，它向你诠释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一个恒久不变的道理。它再次向你证明：艰苦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不管历史条件如何变化，任何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的成功，必须培养自己不畏艰难困苦、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因为，苦是甘的代价！